趙昺前世隻是一個理科生，本業是造船的，在軍事上也隻是一個愛好者，完全不具備成為一個軍事家的素質。但他有個別人沒有的優勢，那就是可以借鑒前人的經驗，可以靠抄襲成為一個偽軍事家。當然這個偽軍事家也不是好當的，他也必須審時度勢，創造條件來實現‘偷來’的構想。
而趙昺之所以對文天祥收複重慶感到異常的興奮，是因為如此就可以實現‘藩籬三層’的設想，最大程度上保證江南的安全。但是這個設想也並非是他的原創，而是來自本朝的名將孟珙，他隻是對其的構想進行了調整，並努力踐行而已。
在淳佑元年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撫製置大使兼夔州路製置大使，後進封漢東郡侯爵，兼任京湖安撫製置使，統領長江上遊、中遊的防務，正式成為南宋兩個戰區的主帥。縱宋朝300餘年，沒有任何一個武將能達到他的職權。盡管如此，孟珙依然盡心盡責地為國家出力。
宋蒙戰爭的局麵基本穩定下來後，孟珙開始著手大本營京湖戰區的建設及建立整體性的防禦體係。其引用三國名將陸抗的話：“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並力備禦，雖韓、白複生，無所展巧。”
孟珙指出，長江從上遊的秭歸到中遊的北鄂州防線漫長，既有渡口，又有關隘，處處防守的話令人堪憂，因此必須傾全國之力守住荊襄一帶。中遊重鎮江陵城，四周都是良田，孟珙發現這個情況後認為這樣的平原沒有阻攔，敵人騎兵能夠很快到達城下。因此他親手繪製工程圖，組織軍民在江陵附近以沮、漳、漢三條河流為依托，建起堡壘和隘口。後來襄樊的失守直接導致南宋滅亡，證明了京湖對於南方政權的重要性。
其次是屯田。孟珙認為兵以衛民為天職，民以養兵為義務，兵與民相依為命，“立砦柵”與“安耕種”相輔相成。從秭歸到漢口，孟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共有十八萬八千頃。屯田使得軍隊的後勤供應得到了充分保障，朝廷也降詔獎諭。
而孟珙貢獻最大的是藩籬三層理論。他奏請朝廷，準備設立三層防線，第一層設在川東的涪州、萬州，第二層設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層則設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廣西的桂州一帶，稱為“藩籬三層”。理宗對此也深表讚同。
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理宗還特地撤銷了四川宣撫司，將孟珙的四川宣撫使改為夔州路製置大使兼屯田使。而按照宋製，宣撫使要高於製置使，不過這樣四川製置司就隻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而剩下的一川被納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如此卻可以更加便利他的工作展開。
不論是當時，而是後世，“藩籬三層”的戰略構想皆評價很高。以為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尤其是當時不被重視的第三道防線。孟珙已經指出蒙古軍從雲南、廣西迂回進攻湖南的可能性。但是他反對朝廷隨意向廣西邊境派兵的做法，認為那裏遍布少數民族部落，隻需要擇數地，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即可，就算蒙古人入侵。
孟珙的設想強調，是擔心如果在戰爭爆發時得不到當地土著的支持，必然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而一味增兵，不但空費糧餉，甚至可能會激化同當地人的矛盾。而其的擔心也在他去世六年後，忽必烈、兀良合台等人過吐蕃、滅大理、入湖南，得到了應驗。但他反對在廣西屯駐重兵和放棄大理的做法及少數民族政策也讓人詬病，認為其的失策導致南宋長江防線的崩潰。
但是趙昺明白中國人自古至今皆活在一個“以成敗論英雄”的環境裏，既有李白詩雲：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也有民間俗語說：成者為王敗者寇。所以中華數千年的曆史中，數以千萬計的英雄人物無一不在“成敗論”中接受後人的評說和議論。
不過趙昺認為隻是以失敗來論英雄，曆史很可能就會成為一筆糊塗賬，成功者必然有其值得世人欽佩之處，而失敗者也未必事事皆遭受後人指責，決定成與敗結果的因素有很多，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天時、地利、人和等客觀因素，在曆史上卻往往發揮著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