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動不如行動，趙昺捋清了脈絡，準備下手開始設計未來的政治格局。他是搞船舶設計出身，而多年培養的成的思維習慣也不由自主的帶進了對政體的設計思路，其實他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同。從大裏講，萬物歸一，道理想通；從微觀世界將，任何物質都是有最基本的原子堆砌而成。
以此推理，趙昺以為船舶無外乎由船體、動力係統、操作係統三大部分組成，然後在通過用途的不同而進行細分，從而設計出不同類型的船舶，進而選擇適合的船體、動力係統和操作係統，添加不同的模塊，建造出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用途各異的船隻。
如果將當前的國家比作一艘尚在空白圖紙的船，作為承載整個體製的‘船體’就是國家製度。在這個問題上，趙昺沒有選擇，隻能是封建帝製，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製；至於國家的動力係統，他認為當然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再說的高大上一些就是社會物質和文明的進步、國家的富強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操作係統，自然就是國家的官僚機構和武裝力量。
當下船體有了，發動機也有了。雖然這台發動機已經燃料不足，零件老化，導致動力下降，但是尚能勉強支持船的前行，但也急需找到加油站，添加燃料。至於操作係統，雖然船長的目標明確，但是船員們表現不一，有的幹勁十足，有的慵懶懈怠出工不出力，有的幹脆偷偷掛倒擋。
現在趙昺就是船長，領一幫素質不一的水手行駛在可覆舟也能載舟的‘人海’之上，他要做的就是能讓這艘大船平穩的行駛在波濤洶湧的海上，乘風破浪，克服重重困難，直到到達幸福的彼岸。而要讓船能行駛在正確的航線上，加快速度，就先要對操作係統進行升級改造。
趙昺繼承這艘船的時候已經千瘡百孔，眼看就要沉了，他當了十多年的修補匠，終於將讓這艘船已經能夠勉強航行。而這幫水手們卻因為前幾任船長疏於管理，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變得散漫又固執，養了一身臭毛病。
這份精神文化遺產的核心內容，自然是指大宋朝的士人們創造的‘宋學’，那些出新前代卻影響至今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與民族性格。這不僅是學術思潮，且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對民族素質與價值信仰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趙昺也當然明白世界上社會的進步與思想的進步是分不開的，而大宋朝能夠創造出燦爛的文化，說明宋學也非是一無是處。
首先在宋朝已經誕生了平等的意識。唐宋社會轉型，開啟了科舉公平競爭的閘門，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個官僚隊伍主要出自科場的選拔，他們雖有等級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別”，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係也開始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
所有這些變化，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朧向往。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在社會上，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這在近代公民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
平等觀也投射在起義農民的綱領口號上，王小波的“均貧富”，方臘的“法平等”，鍾相的“等貴賤”，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別。
趙昺作為現代人當然支持這種思想的進步，但是作為統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見了，那些士大夫們已經‘猖狂’到要搶班奪權的地步了，總是琢磨要架空自己，當然不能讓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為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鬆，兼容精神遂應運而生。宋學在其創立形成期秉持兼容並蓄的開放姿態，頗具懷疑精神與創新活力。觀宋學的兩大高峰期，“學統四起”“自出議論”，卻頗能寬容並存，客觀肯定別派可取處。
與此同時，佛門在學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從儒佛中汲取養分，而最高統治者也以兼容精神處理宗教關係，三教和平共處成為宋朝常態。至於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並行不悖而同處雜陳。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處上，整個社會表現得相當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