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的話讓在座的人皆驚訝不已，王應麟和謝枋得自不必言，是當下公認的儒學大家。陳識時與馬端臨皆是官宦世家出身，父兄也是熟讀經史的名儒。即便是倪亮這個粗人也跟著小皇帝當伴讀，又拜應節嚴為師，說不上精通，卻也是粗通經義。
不過各人表現又自不同，倪亮關心的人是能否真的飛上天，大洋的另一邊是什麼樣；陳識時和馬端臨兩個年輕人則對陛下所言的浩渺宇宙和太陽的東升西落更感興趣，纏著陛下問個不休。而王應麟和謝枋得則陷入沉思，考慮陛下話中深意。
兩人細想之下，朱熹與陸九淵兩人的‘衝突’是有兩次，一次是鵝湖之會，另一次白鹿之會。朱、陸兩人展開激烈的辯論，讓他們間的矛盾公開化。
鵝湖之會發生在淳熙二年春天。時呂祖謙訪朱熹至武夷，二人共同讀周、張、二程書，編輯《近思錄》。後朱熹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呂素知朱、陸二人在理學觀點上有分歧，意欲調和統一之，所以約陸九齡、陸九淵來鵝湖一會，共同討論學術問題。陸子壽、陸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來會，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上，二陸主張“易簡工夫”，是以確認先天心性為前提的。表明先確立“心”本體，以心為一切道德價值根源的觀點，主張由“明心”而擴展到讀書問學的，認為千古聖人隻是以心相傳，不用傳之文字。朱熹則主張通過問學致知的方法，先博覽而後歸之約。
所以陸九淵更欲與朱熹相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說明他認為朱熹的“支離”，不僅在於方法的不簡易，而且在於沒有找到道德價值的真正淵源。雙方各持己見，陸九齡、陸九淵並賦詩明誌，譏諷朱熹格物漸修功夫為“支離”，總不免要泛觀。這引起朱熹的不滿，雙方辯論三天，但觀點始終未得到統一。
鵝湖之會以後，朱陸又一次重要的會晤是南康之會。淳熙八年，朱熹知南康軍，二月，陸九淵訪朱熹於南康，朱熹請陸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習。此次兩人爭論的主要觀點是‘義利之辨’、‘無極與太極之爭’、‘陰陽之道’。
陸九淵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他認為，儒家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問題是辨誌。人的認識來源於日常生活中的習染，而習染的結果卻決定於你的誌向如何。誌於“利”者，必被“利”所趨；誌於“義”者，則以“義”為行為的準則。
所以為學之要在於立誌。他聯係到當時科舉取士選拔人才的製度談到：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誌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
陸九淵又以“義利之辨”來講儒釋區別，認為儒釋的區別不在於本體的虛無與實有，而在於用這種本體來證明經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講人生，講人道、人事，都是為了“經世”；佛教講生死、講輪回，隻是為了逃避人生的苦難和煩惱。所以儒家的道德修養即使達到“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的境地，也絕不會與佛教的虛無本體相混同。
聽者都十分感動，至有泣下者，朱熹也當即離座向眾人說：“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並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又請陸九淵書寫講義，將講義刻於石以作紀念。
關於無極與太極。雙方對“太極”的訓解不同，其實表現了對“理”的觀點，即界定角度不同。朱熹訓“極”為“至極”，太極即是“理”的總彙，天地萬物的究竟至極；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本然之理”、“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無名可名，故又稱之為“無極”；不言太極，則太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
陸九淵訓“極”為“中”，以為“太極”即是“實理”。他以為“理”所講的是人生日用之理，聖人所矚目的是如何踐履道德，“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而不是在名稱上兜圈子，所以任何語言文字的雕琢都無益於對“理”的認識。他又指出：“‘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是老氏從始至終的為學宗旨，他用“無極”與“太極”的不同稱呼，表明了“理”與“物”有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