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麟聽著陛下之言，似有所感，想到當年朱熹也是意識到當年“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為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而陛下難道也是從拜山之中領悟了治國大道。
“五哥兒所言可是意指九華山的僧眾正是因為忘記了根本，以致佛法再難精進，終會步入道家的後塵？”謝枋得思索片刻問道。
“不僅是釋、道、陰陽、墨、名、法，乃至儒，在早起的發展中皆是以‘普世’為宗旨，用以宣揚自己的思想，但是為何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經消失，而有的不得不融入其它教派，而儒家得以獨尊？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趙昺先問後答道。
王應麟知道陛下所言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是司馬談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傳》論儒、法兩家所言。其所表述的意思是指儒法二家隻是視角不同，觀念上有差異，但目標是一致的，從結果上看也是相輔相承。
而從統治者的角度講，不同時期有所側重而已。亂世的時候，為了治亂，故要有重典，偏重於法家的思想和法術。在治世，則偏重於儒家，比較強調人的道德修養。這一切都因時因地而異，走極端隻是一時的需要，過去了又會返正。
前述亦是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一文所言，其所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也反映出漢武時代以儒家思想為主，兼用陰陽家、法家和道家“黃老”的學說，即所謂“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而並不“純任德教”的思想。其六家之說，不僅為後來司馬遷給先秦諸子作傳以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也為西漢末期名儒劉向、劉歆父子給先秦譜子分類奠定基礎。
“五哥兒以為，道家失去本心而式微，釋家因為入世而崛起。儒家如今也在走向衰落，皆因忘記了本心？”王應麟道。
“正是！”趙昺點點頭道，“我朝崇尚儒學，以士大夫理政、治國，可當前他們卻忘記了‘以民為本’的宗旨，也就失去了本心。而今士風日下，皆已謀取私利為要，視民為草芥，已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若是不思變革被取代也隻是早晚之事。”
“五哥兒有何高見？”王應麟聽罷沉默半晌，他知道這話從小皇帝嘴裏說出來就已經很重了，且也明白陛下對於當前士人的表現很不滿意，否則京城的事態不會鬧得如此嚴重。而他也清楚小皇帝既然當著自己這些人的麵說出來，也是在猶豫，同時也是給他們機會。
“汝等如何看待義利之說？”趙昺問道。
“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此乃聖人所言，五哥兒又有何解？”謝枋得道。
“此說是言君子重大義，小人重利益。那又何為大義？”趙昺再問道。
“……”
“大義是什麼？吾以為大義隻是相對而言，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大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每個人的立場和眼界！”在眾人不語，趙昺言道。
“比如在蒙元大舉入侵江南之際，有的官員堅決抵抗，不惜城破人亡，舉城百姓為之決定殉國，他們為國家的利益，可被我們視為大義；可有的官員為保城中軍民免於被屠戮，獻城迎降，投降蒙元，他們也聲稱自己行的是大義。但是他們背叛了國家，背叛了君王，卻被世人唾棄，稱其為背信棄義，而因其得活的百姓和蒙元卻視其為仁義之士。所以大義在世人眼中皆有不同。”
“因而才有小人重利之言！”陳識時在旁輕聲道。
“嗯，這是因為當時被困城中的人中沒有你的父母、兒女、子弟，若是汝切身實地，還會不會做此想呢？”趙昺卻是聽到了，扭臉反問道。
“這……”陳識時含糊了，他是經曆過國亂的，父叔舍家赴難，抵抗蒙元。在失敗後，遭到蒙元軍隊的追殺，不得不四處逃亡，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自己那時若說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其實義與利並非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具有同一性的。義在大的層麵上恰恰代表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且是利益中最為根本的，反之利又是我們利益中相對必要的。”趙昺接著言道，“從大局上來說，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大義，其實也是我們個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沒有了這些，也就沒有了我們所有的一切，更不用說那些私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