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趙昺對於此次風波依然不敢輕忽，江北乃至中原地區自蒙古滅金以來戰亂持續了幾十年，導致人口銳減，經濟嚴重消退。而移民充邊向來是曆朝曆代解決邊防問題的方式，按說江南地少人多，導致生產關係惡化，也製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前移人口正好可以填補江北的空缺。
可能有人會說，現代社會江南人口數億，而土地並沒有增加，且工業的發展還侵占了大量的耕地，也沒有出現嚴重的饑荒，糧食產量依然可以滿足需求。但是不要忘了，古時候生產力低下，又沒有現代的農業技術，缺乏完善的水利設施，糧食產量是很低的，養活一個五口之家需要三十畝地的產出。
移江南之民充實江北之地，從大局來看是為國為民的好事，但是趙昺知道要實現並不容易，否則也不會出現後世朱元璋父子先後動用國家機器實施‘湖廣填四川’、‘山西充京畿’的事情發生，而這也是為後世詬病的惡政。
以趙昺所知江南人不喜歡江北，不僅僅是要背井離鄉，而是存在著十足的偏見，這當然也是從時人的筆記和野史中看到的，尤其是士人們尤甚。他記的不僅是江南士人，東南沿海的士人都對京城風氣頗有意見，他們的私人筆記裏充滿牢騷。
即便對京師也滿是不屑，說北京人懶、貪玩、好吃、偷奸耍滑，隻會靠著詐騙宮裏錢財或挖前朝財寶一夜暴富，隨後迅速敗家雲雲。京城婦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視，被挑出了各種缺陷，不適合給外地公務員當老婆。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饞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與此同時，當然不忘追憶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諸方不能敵也。最讓南方人驚訝的，是大都市裏數量驚人的閑人乞丐，拿到一點錢就賭博，可以把褲子都輸光，下場極慘。最終，他們隻得感歎：燕雲隻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
依靠這樣的首都市民，國家怎麼能長久？這儼然成為了超越地域的共識。運河邊的山東士人也發出這等警語：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南方士人力主南遷，一直沒有成功過，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遷未果後，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不過趙昺以為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滿，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舉和經濟問題。
科舉優勢對官僚群體有著直接影響，，雖然明代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舉名額的分配上煞費苦心，明初江南人在進士總數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則穩定在15%以上，在崇禎時期更在20%-30%之間，這個比例實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舉中的優勢還是無法阻擋。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場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後來，到了晚明，南直隸的士人最終登頂。據學者統計，從萬曆十年至崇禎三年，內閣成員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區，占總人數的七成。
趙昺還聽說過一個說法，正是由於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組閣掌權，才導致了明朝的衰落，直至滅亡。對於此他以為不過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實隻是這個規律的體現罷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運將江南的財富運到北方，利用科舉打壓江南士人，使其難以進入權力高層。但是隨著明廷對江南經濟的依賴越來越重，這種格局終於被打破。
雖說南方人在明代長年受到打擊壓榨，但到了明朝後期，江南的底氣忽然硬了起來。最顯著的對比是，開國時期，朝廷可以隨意對江南施加重稅，漕糧白糧也可勁的往江南人頭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國卻很難再從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單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於北方，土地產出也懸殊，而江南龐大的工商產業卻完全在征收範圍之外。因此與其他地方的士紳相比，江南的士紳可以多種經營，集地主、商人、士大夫於一體，在鄉黨的庇護下，晚明的江南實現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確保社會地位的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