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並沒有讓大家背鍋的意思，讓眾人心中大定，但是如何應對此事，他們還是不敢妄言。畢竟事情牽扯麵太廣，陛下又沒有表明處置‘學亂’的態度，讓他們也無法因事施策。而一旦處置失當，即便陛下不會追究，可洶洶之勢下，誰也不知道結果會走向何方。
趙昺看看眾人皆沉默不語，也清楚他們的心思，因為每次學亂都會引發朝廷動蕩，而宰執處理學亂也是愈加謹慎。而大宋朝之所以學亂不斷，也是右文政策的必然結果。宋代興學使得官學學生的地位大大提高，學生人數空前增多，官學生特別是太學生不可避免的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
但是以趙昺所知兩宋時代的學亂還是大有不同的，其議政風氣也是有所轉變的。在北宋時期，士子們大多遊離於政府之外，以獨立的口吻針砭時弊，臧否人物，太學生上書也隻是單純的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隨著宋朝內憂外患的不斷加重，年輕的太學生們終於按捺不住了。
徽宗年間，蔡京複掌朝政而斥逐張商英之時，太學諸生就上書訴其冤；何執中取代蔡京而為相時，太學生中亦有詣闕上書言事者。但此時的議政主要通過上書來實現，但大多都不成功，難以形成真正的影響。然而外族的入侵令太學生們奮而起立，開始了中外曆史上有名的一次大規模伏闕上書之事。
太學生在欽宗即位時就上書指斥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及童貫為六賊，力陳其罪。靖康元年，金兵一路勢如破竹，迅速侵入中原並包圍了汴京。在此形勢之下，欽宗聽信宰相李邦彥之言，罷免種師道及李綱，商議議和之事。
陳東等三百名太學生聽聞此事，遂至宣德門外遞上請願書，要求罷免宰相李邦彥，重新起用李綱及種師道。學生的和行為，贏得了京師民眾的同情與支持，而後竟“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太學生通過學生運動的方式來幹預政治，這令議政運動迅速達到高潮。
憤怒的學生與群眾用瓦片擊打退朝而出的宰相李邦彥，“邦彥疾驅得免”。皇帝派出的內待就無此幸運。被“而磔之”。欽宗在宮內搖擺於武裝鎮壓與服軟從眾之間，在聽說宣德樓前廣場上禁軍已與請願群眾接觸而退回後，欽宗急召李綱及種師道，並授予他們官職，請願群眾方才漸漸散去。
陳東所領導的太學生以上書請願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他開以學生運動幹預政治之先河，成為後世景仰的榜樣。在此之後的兩宋易代之際，更是不斷的有太學生上書論事，宋廷大多采取了優容的態度。到了孝宗時期，南宋因隆興和議的簽訂而漸漸安定下來。
基於形勢，隆興二年，朝廷以黃榜禁太學生伏闕。這是朝廷第一次明文禁止太學生伏闕，而太學生用行動回答了這個詔令。就在黃榜公布的當日，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要求斬宰相湯思退等人，並召用陳康伯、胡銓，以濟大計，學生的議政活動開始在朝廷的禁止下繼續發展。
但趙昺認為這也是學亂的轉折點，南宋中葉之後，經濟日趨繁榮，社會中享樂風氣開始流行，而不少太學生也於此時開始或輾轉下僚，或往來於官宦之家。此時的太學生們已經喪失獨立之意識，廟堂之上的口吻愈來愈重，臧否人物之外也關注抽象的政治原則和具體的政治措施，在這種糾革中他們甚至參與了黨爭。
南宋太學生幹政趨於經常化，幾乎每次大的政治風波都有太學生介入其間，卷人者的人數也頗可觀。而他們身份地位加之社會風氣的變化使很多太學生對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感興趣，報國雪恥的夢想逐漸泯滅。伏闕上書更多的是關注自身小利的得失，以致行動缺乏理性，及至無理取鬧，敗壞了太學的聲譽，更為史家所詬病，性質隱然轉向。
當然，上書言事的影響力還要取決於兩種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態的影響，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體愈加獨裁，處死了陳東，開了大宋不殺士大夫的先河。其又和秦檜君相聯手，采取了兩種高壓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對派，以及有反對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驅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後代史家稱為“前現代的思想統治手段”，完全不讓你說話。
這種高壓政策，導致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絕大多數的士子都不再參與政治討論；一是體製內官僚道德普遍淪喪。在這種情勢下，盡管還有太學生上書言事者，但其針對性就相當有限，隻能就那些沒有政治敏感性的枝節問題隔靴搔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