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趙昺眼前這幾位宰執來說，劉黻算是正牌太學生出身，但是因為伏闕上疏彈劾彼時權臣丁大全被開除了學籍，而其他幾位不是家傳，便是書院出身或有在書院求學的經曆。江璆的爺爺一生在鄉間授學，他爹江萬裏通過科舉入仕，官至丞相，後在其十六歲的時候，其父致仕回鄉創辦白鷺書院，鄧光薦也是出身於此。
所以他們對於這段曆史都十分清楚，說起來自然脈絡清晰，對其中的典故和軼事也知之甚多，趙昺與幾位宰執商談一個上午，其實也可以說聽他們講了半晌書院發展史，雖然沒有對能學亂做出決斷，卻讓他可以全麵的了解這一時期的士人思想狀態和轉變。而這也能讓他在處置當下學亂中能保持理性，從而選擇穩妥的方針來應對。
大家都知道宋朝文化的繁榮，與宋學宋學哺育出宋代知識分子的兼容精神有著極大的關係。宋代重要思想家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曆，無論程朱派，還是心學派，理學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關於宇宙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成果，重建新儒學的理論體係。
當時宋學各派，能夠做到學統四起而多元並存。神宗時期的洛學、新學與蜀學，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浙東學派，都落在同一個政治文化的架構之內，不同學派之間學術主張盡管不一，有些問題甚至針鋒相對，但也能夠實事求是地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
不過有話是這麼講的‘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人相輕’，所以這種兼容並蓄也是相對的，他們之間的紛爭同樣不斷，即便是同源的學派也無法做的和諧相處。
首先表現在書院的祭祀活動上，這似乎帶有某種宗教色彩，實際上，書院供祀與佛道寺觀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靈的保佑，而是為人樹立某種典型形象，是一種生動的教育形式。通過書院祭祀的對象可以表明該書院的學術宗旨和特點，也是書院教育的一大特色，還是一項特有的活動內容。
南宋書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聖先師之外，特別重視供祀周、程、張等北宋的理學大師，表明南宋書院大都與理學有關，是講理學的書院。不少書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對象，多把本學派的創始人，或與該書院有密切關係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書院的社會地位，標明或保持該書院的學派特點和學術特色。
另外，各學派在學術傳播與師生傳承的過程中，過分強調道統和門戶，總認為自家學說才是一本正經，而別人都是異端邪說。以這種道統觀，再去處理與其他學派士大夫的關係，就會出現自視甚高、責人太苛的結果。不在自家門戶或道統之內的人，往往認為他們不是君子。
而這種治學態度之下，盛行於後的理學在還沒有正式確立為官學以前，就容易激化為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黨爭；在理學認定為官學以後，很容易滋生出一批應景的假道學。這是從理學本身來考量。也為後來朝堂上的爭鬥和學亂埋下了隱患。
在南宋政治環境惡化之際，知識分子還能否“獨善其身”？不可否認，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代，那時知識分子中也有鮮廉寡恥之徒，鑽營進入統治集團的權力體製，迎合當局專製獨裁的政治意識。但那些有自己獨立價值追求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寧願閑居不仕，不再入朝為官。
知識分子獨善其身，無非要有三個空間：生活空間、學術空間、政治空間。南宋即便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黑暗時期，這三個條件也仍然具備。
生活空間上，宋代有這個條件，哪怕不去擔任實職性差遣，還可以領取一份薪水，這是宋代優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陸遊，即便閑居在山陰老家，隻要沒將他從官簿上除名，其俸入還可以保證最基本的生活水準。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職，也能保持起碼的生活空間。
另外國家權力沒有取締書院，知識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國家權力盡管可以流放知識分子中的反對派，但限於‘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卻無法在肉體上消滅他們，這在為知識分子預留政治空間這點上，還是很重要的。
從外部來看，宋代最高統治者對宋學各派所取的態度，不外乎接受、壓製與調和三種選擇。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可以視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對王學以及洛學，采取不同程度的壓製方式，其極端就是慶元黨禁。第三種是調和的模式，從寧宗後期起到理宗時期，國家權力把理學確認為官學，吸納進主流統治思想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