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雲通呈獻給趙昺其實就是一本人體解剖圖冊，這個東西在現代可以說是十分平常，在任何一個小診所的牆上都會掛著一張，但是在古代卻不是那樣，而是十分神秘和隱晦的東西。他作為‘神醫’看到太醫院收藏的解剖圖卻是直歎氣，這真是太簡陋了。
現代人都知道解剖學是醫學最為基礎的東西，若是不明解剖部位給人看病就是盲人騎瞎馬，而戰場上出現的創傷主要就是外傷，一個醫生連內部結構都不知道就動刀，那與謀殺無異。為了挽救戰場上士兵寶貴的生命，他隻能再次出手了，但這也是冒著風險的。
趙昺在前世曾經目睹過一次中西醫間的網上論戰，對醫學他就是門外漢，根本不敢插言，但是也從中明白了不少東西。據一位中醫‘大神’說，中醫的解剖可以追溯到新時期時代，而能夠確認的最遲也在春秋戰國時代，因為《皇帝內經》中已經能夠描述內髒的大概位置和形狀。
不過因為在封建禮教壓迫的古代，“身體發膚受之父母”，“逝者為大”，不管出於何種目的的解剖行為，都為世人所否定。即便是仵作也不能解剖屍體的，他們隻能靠強大的知識庫和仔細的勘察，根據屍體症狀判斷死亡原因，因而解剖行為都是暗中進行的。
在當下流行的解剖圖是來自北宋時期的兩份圖譜。一是《歐希範五髒圖》，是慶曆年間吳簡組織解剖了歐希範等五十六具死囚屍體，繪製而成的；另一份影響較大的是《存真圖》。但是在趙昺看來，《歐西範五髒圖》吹得雖大，但是還過於簡陋，與現代解剖圖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而影響最大《存真圖》的繪製十分精細具體，它不僅有人體胸腹內髒的正麵、背麵和左右側麵全圖，而且還有分係統、分部位的分圖，也是這樣描述髒腑位置：“肺之下則有心、肝、膽，脾胃之下有小腸，小腸下有大腸，小腸皆瑩潔無物，大腸則為滓穢。大腸之旁有膀胱……腎則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則在心之左”。後來元明清的許多髒腑圖、髒腑圖，大多是以《存真圖》為藍本畫的。
在此後，古代中醫的人體解剖基本上陷入了停滯，原因除了法律嚴加禁止外，也由於陰陽五行學說的盛行，知識分子重“道”輕“器”，導致了中醫解剖學日漸式微。直到清朝王清任的出現才有所改觀，其依托對髒腑的實際觀察，對被同行們奉為經典的《黃帝內經》《難經》等典籍，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當然這都是趙昺作為旁觀者聽來的、看來的，也隻是半信半疑。
對醫學深感興趣的王清任在遊曆至灤州稻地鎮，發現當地正發生嚴重的傳染病，小兒“十死八九”。窮困人家無力置辦棺木，隻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淺埋，卻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墳地四周皆是“破腹露髒”。無力阻止這場災疫。他所能做的，隻有每天前往墳地，觀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腸的屍體，目的是借此機會弄清楚人體內髒的真實狀況。
而王清任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多年的醫術修習讓他發現“治國良相，世代皆有；而著書良醫，無一全人”，而良醫的匱乏，又在於他們連最基本的人體髒腑情況都沒有搞清楚，批評同行們“治病不明髒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讓王清任遺憾的是，因屍體遭野狗啃食，他沒有能夠觀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對這片膜非常感興趣，認為它在人體髒腑中有著“最關緊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長究竟“是斜是正”。
為了補上這樁遺憾，此後的三十餘年間，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場觀察屍體。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隻見到了劊子手挖出來的心肝肺。另兩次在京城，一次見到了髒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處決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願。直到道光九年，王清任才從一位見慣了死屍的前領兵將領處，間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實情狀。
至此，王認為自己“訪驗四十二年”，終於對人體髒腑的情況有了比較確切的了解，遂“繪成全圖，意欲刊行於世”。這些圖，後來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醫林改錯》一書之中——王清任繪製的髒腑圖，脾由豎置改為橫臥；膈膜被正確畫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竅”；胰腺則是第一次出現……雖然與當代解剖學的觀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過去所有中文醫學典籍的描繪與記載都要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