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鐵穆耳使宋，其作為敵國的皇子，不僅可以自由出入驛館，還可以上街遊玩，但是並沒有人拿他怎麼樣，可以說是依禮待之。可是李思衍身份比之其差遠了，不僅被朝臣們斥責，在回驛館的途中也受到百姓的圍攻，尾隨謾罵，若非有官兵護送，恐怕一頓打是免不了的。
趙昺知道李思衍之所以引發朝野的憤慨，其實根本原因還在其不僅是漢人，還本是正經八百的宋人，又中過科舉，做過大宋的官。按說他應該為大宋守節，以死報國，但是他在蒙元占領江南之際，接受了敵國的征辟，做了蒙元的官，還來跟大宋討價還價，為敵代言，那就是漢奸國賊。
而事情並為此而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事務局報告有人甚至在謀劃衝擊李思衍住的驛館，甚至準備將其當街截殺。趙昺聞知大驚，刺殺他國使臣無論古今皆是極為惡劣的事件，下旨立刻嚴查，並加強對驛館的保護，保證蒙元使團人員的安全。
對於大宋臣民的過激行為，趙昺也能表示理解，自己前世作為一個憤青，也曾有過這種想法。即便到了這個世界也是對漢奸極為仇恨，在瓊州保衛戰和收複江南的初，時凡是俘獲的蒙古官員皆立即處斬，普通兵卒罰做苦役。而對曾投敵的漢奸更是絕不放過，抄家做苦役都是最輕的，且要殃及後世子孫。
但是隨著戰爭的深入，戰線越過了南宋傳統的邊界，深入敵國境內，趙昺覺得這種政策就不再適用，你總不能實施滅絕政策，將所有人皆屠戮殆盡。且在理論上來說，中原及長城以內的地區皆是漢人的傳統統治區域，也即國的範圍，其中多數都是漢人，難道還要同胞相殘嗎？
而曆史上所謂的“北胡南蠻東夷西狄”，胡，本義是獸頸下的垂肉，引申指遊牧肉食之北方民族，今之“胡來”、“胡說”、“胡鬧”都是當日指胡人野蠻行徑之形容遺傳；蠻，南蠻，蛇種，孟子曾經說：南蠻鴃舌之人；夷，背負大弓的人形，就是獵人的意思；狄，本義帶著獵犬行獵。
《周禮·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爾雅·釋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把周邊少數民族都看成為野獸或還帶著野獸圖騰行狀的人，給他們命名也與獸、蟲、犬、弓箭相關，全不在漢族文明發達之平等正視的法眼之內。
四野之賓，都不是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樣的觀念十分流行。可是後來這些四野之賓也都成了中國人，那麼“中國”的名稱應該改為“華夏”才對，“中國”的本義就是“中原地區”而已。以此態度待人待己，其惡果就是愚蠢的傲慢和封閉的拒絕，拒絕承認他人是平等的人類。
作為現代人投胎的趙昺清楚人類的進化史其實就是人類血緣的融合史，即使在上古，也是東方的夷人和西方之夷人漸次異族合並的曆史過程。若是當下那老酸儒們知道自己與異族本是同根生，甚至與遠隔萬裏的歐洲人、非洲人在基因上都有關聯，不知當做何想。
但趙昺以為這些抱著血統觀念的腐儒們心中也十分明白，所謂的漢族血脈早已並非純正，隻是在這個問題上裝聾作啞掩耳盜鈴罷了。僅就本朝而言，在唐朝滅亡之後，經曆了五代十國間上百年的動亂，其間異族多次侵入中原地區建立政權，期間不同民族間不可避免的進行了同化和通婚，宋朝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而後的宋朝同樣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一直進行著一個種族混血文化雜交的曆史運動，北方各少數民族與華北漢人不斷通婚，即使宋時敵對的契丹人，也是“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遼國占領華北平原後，即將多數的漢人編成“轉戶”，配屬在各“幹魯朵”之下，於是每一個部落都有漢人融入契丹的軍隊做兵員。
金國則將漢人與女真人雜居編成五十戶至三百戶組成的社會-軍事組織，首長由女真人擔任。這樣一來，實際上契丹之遼和女真之金向南方的宋朝開戰，其中就有很多華北平原的漢人參加。而到了蒙古滅金進入中原地區，索性將契丹人、女真人及渤海人等等皆劃為漢人之列。
因此“漢人”這一概念的文化內涵，在此時愈來愈混合，不再有血緣上的意義。而在前世，趙昺也知道對於國家的意義也曾有過延續多年的爭論。在現代文明的框架下，中原王朝與曾入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間的戰爭都是內戰，如鐵木真、完顏阿骨打和努爾哈赤都可以算作開疆拓土的英雄。但是站在民族立場上，這些人都是敵人，是入侵中原的蠻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