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看罷折子，並沒有立刻說話，而是陷入沉思。其所奏用現代市場經濟學來審視，乃是一個基本常識：市場的歸市場，道德的歸道德，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救荒本是官府的義務，以道德為說辭、以政策為準繩，強迫糧商和富戶低價賣糧，看似是在做一件極好的事情，但實際效果往往會適得其反。
不過在趙昺看來這種思維並非現代社會才有，因為他記的這種意識早已見於《呂氏春秋》。在其“察微篇”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現代人也耳熟能詳，說的是：魯國出台一項政策，為在其他國家做奴隸的魯國人贖身，可以用贖身憑據去官府報銷拿錢。孔子的弟子子貢，是個很成功的商人，他給奴隸贖了身，卻不去官府拿錢。孔子批評了這種做法。
聖人以為該拿的錢不拿，看似品德高尚，實則破壞了政策定下的契約。有子貢這種先例在前，其他人在給奴隸贖身時，就難免陷入一種兩難困境。報銷拿錢，會麵臨遭到鄙視的道德壓力；不去報銷，又會麵臨損失金錢的經濟壓力。為逃離這種兩難，他們的選擇將會是不贖人。流落在外的魯國奴隸的命運，也就隨之變得更糟。
趙昺知道以一些古人的做法，這則孔子故事，未必是真事。但撰寫這個故事的作者，顯然已經意識到了將政策契約人為抬高至道德高度，變成一種道德壓力，往往並不可取，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會讓問題變得更複雜、更麻煩。與孔子反對子貢不去報銷，本質是相似的，都是基於對世情的深切洞察。
而由官府為糧商的運米船指定具體的銷售地點，運米船經過稅關時上報前往何地，抵達指定地點後找當地官府蓋章，再拿蓋了章的文件給稅關核查。朝廷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奸商偷運它處，漫無稽查”。但是這麼做可能會導致糧商無利可圖，從而由積極變成了消極。
“汝提出的此議，可知會讓朝廷陷入被動，被摘指為賑災不利，視民如草芥。而朕也會遭到眾臣的彈劾，受到萬民的指責。汝此舉是將朕和朝廷放在火上烤，到底是何居心！”趙昺抬眼看看靜立階前的張頌突然拍案冷聲道。
“陛下，微臣不敢！”張頌卻隻是愣了下，麵不改色地施禮道，“陛下，朝廷放開限製，由商賈運糧進入災區，看似朝廷救災不利，其實卻有利於平息糧價，且又使得朝廷剩下運糧的開支，實是利國利民之舉！”
“若是朝廷不盡快運糧進入災區，限製糧價，任由糧商囤貨居奇，抬高糧價，會有多少災民因為食不果腹，被迫離鄉，屆時流民湧向臨近州縣，從而引發動亂，這難道就是汝所言的利國利民嗎？”趙昺厲聲嗬斥道。
“陛下，請聽微臣詳稟！”張頌並沒有因為皇帝的不悅而膽怯，拱手言道，“本朝自重新收複江南以來，風調雨順，糧食豐產。去歲又是豐年，官倉豐盈，常平倉有餘，鄉裏已建起義倉。而兩淮新收之地，經過朝廷年餘的經營，興修水利，開墾荒田，雖比不上江南豐足，但也自給有餘！”
“因此我朝當下並非缺糧，如今蝗災初發，也僅是幾個州府，周邊並未發現災情。一旦成災，糧食漲價，臨近州縣的糧商便會聞聲而至。而我朝水路通達，交通便利，稍後江南糧商也會紛至遝來，大量糧食的湧入，糧價就會得到抑製。這比之朝廷從各處糧倉調糧，要有效的多！”
“此外，朝廷免去了兩淮大部州府的稅賦，並出資為移民建屋，購置農具，發放補貼，田中產出皆歸百姓。因而百姓並非所想的那樣貧苦，家中還有餘糧，手中亦有餘錢，足以應對糧價短期的波動。隻要朝廷對赤貧者加以賑濟，就不會形成流民潮，導致動亂。”
“聽著卻有些道理，但是隻憑你一言，又怎能取信於人！”趙昺微微頷首，他知道其作出的判斷是基於江南商品經濟的發達，糧食總量比較充裕，商業信息的傳播比較充分及發達的漕運體係而言。而這也是事實，他心中已經有了計較，可還想試探一下。
“稟陛下，此策並非臣異想天開，而是早有先例。”張頌再答道，“早在前唐盧坦治理宣州時，江淮大旱，導致米價大漲，有人勸盧坦用政策壓製米價，盧坦回應說：宣州本地產米不足，主要靠外地運米進來，如果壓製米價，米商就不會運米進來了，如此，市場上無米可賣，米價低又有何用？而不壓製米價的結果，是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