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張頌給出的東進理由，趙昺未置可否，隻是在討論結束後，升任秘書郎，民事案主事，大家有些愕然。秘書監按照職能分為值宿、軍事、民事和經籍、機要案，由監正和少監為正貳，下有各案主事，又有秘書、著作、知雜、閣架等郎官作為辦事人員。現下其由一個知雜兼管一案，可見皇帝對其的信任和賞識。
趙昺卻沒有想的那麼多，他其實也在為出兵的方向苦惱。他從來到這個世界就清楚蒙元是自己的大敵，隻有將其滅亡才能消除這個致命的危機。而這也並非是他的命運，可以說跟遊牧人對峙，是大陸的農耕民族的宿命。
從大裏說，趙昺知道這是國與國之間對利益的爭奪，而這利益包括土地、人口、資源等等。而這種爭奪可以說伴隨了社會發展的始終，即便進入現代，建立了高度的文明社會，但是這種爭奪依然沒有消失，而是有愈演愈烈之勢，隻是手段更為多樣化，也更為隱蔽，但戰爭仍然是不二的選擇。
不過在古代社會，趙昺想稍微對曆史了解的人誰都清楚，若論實力，當然遊牧人不如農耕民族。但是要講打，就不一定了。遊牧人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機動性奇高，加上食肉與食草的差別，體力和靈活性都比農耕人略勝一籌。隻要有了合適的武器，論打仗，遊牧人有天然的優勢。
趙昺記的前世有一位軍事家曾說過：凡是生活用具和戰爭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戰爭中就有優勢。而這個結論，就是從遊牧人哪兒得來的。
所以，農耕人對付遊牧人，基本上隻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優勢，被動地防禦，才能勉強獲得對峙的平衡。在先秦，農耕人武器上的優勢比較明顯，一旦這個優勢減弱，就隻好修長城了。長城之外，還有各種城牆，寨牆，用以抵禦機動靈活的遊牧人入侵。
趙昺也清楚漢朝之所以被曆史上稱為‘強漢’，並為後世所推崇，並不是說它有多麼富強，而是它將匈奴遠逐，解決了長期困擾農耕民族的的邊患問題，但漢朝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慘重的，也可以說為其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西漢年間，匈奴人和漢人的對峙，漢人在武器上還多少有點優勢，但在馬匹的方麵，卻要差不少。基本上隻能靠修長城，建邊塞據點，加強邊郡的兵力，再配合一點外交手段，防禦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強盛的冒頓單於時代，他們也沒有大規模入侵中原，取漢而代之的野心。
匈奴的入侵，多半發生在草原有災害之際，他們不得不靠搶掠農耕地區來維持生計。但是，農耕人機動性差，若要主動出擊，規模小了會被人吃掉，規模大了，動一次，聲勢浩大。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光後勤供應，就耗費巨大，十萬騎兵行動，後麵運糧草的馬匹，絕對要超過十萬。
即使有不惜代價的決心，可這樣的行動，能不能抓住敵人，還真不好說。因此主動出擊，打擊西域匈奴的幫手，化敵為友，縮小匈奴的活動範圍，是可行的策略，滿世界追擊匈奴主力，實際上是下下策。而武帝決心徹底擊敗匈奴，使衛青、霍去病絕大漠，封狼居胥的壯舉，卻讓漢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百姓生命損失慘重，府庫為之一空。四代人攥的家底，讓劉徹一下子就給糟蹋光了。老百姓命沒了，不算大事，但府庫空了，皇帝很頭痛。而趙昺知道中國的官僚，從來不乏搜刮有術之輩。主意很快就有了，有三大法寶，第一，鐵鹽官營，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緡錢。
漢武帝之前，鐵鹽包括鑄錢，都可以私營。民間可以煮鹽、打鐵買賣農具甚至兵器，當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許，還可以開采銅礦，開爐鑄錢。現在，這些個掙大錢的事業，都被官家包了。鹽的質次價高，反正你也得買，不買沒鹽吃。至於鐵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隻有官家一個渠道，買回來的家夥不好使，隻好將就。這樣一來，國家資本主義告成，錢都直接給刮到官家的府庫去了。
酒業原本也是打算國家經營的，但酒這東西，不像鹽鐵，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營酒業造的酒，質量太差，會沒有人買的，沒法強迫消費。所以，隻能放給民間經營，但是，國家強征酒租，這就是酒榷。這一項，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國家對於商業活動，是征稅的。但是，這樣的稅，無論怎樣提高，此時都不能讓皇帝滿意了。於是開征算緡錢。所謂的緡，就是串錢的絲製繩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緡一算，也就是二十千，兩萬。算緡，是針對不動產的，多少房子，多少馬匹，多少車輛征一算，政府規定好，讓百姓自己去繳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