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聽著皇帝與鄧光薦間的辯論，陸秀夫心中默念道。
這段話出自荀子在《正論》中所言，是其基於春秋時期的形勢所做出的論斷。陸秀夫也清楚其對於當時秦國局勢做出的判斷，荀子以為秦國地理環境優越，物產豐富，是“形勝”。而“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但是，若從更高的標準來看，亦及從“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則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別區分了一般性的治國和王天下的差別，也就是若你隻是要建一個強大的國家，那麼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則需要純粹的先王之道的標準，而想要“一天下”，讓天下人歸往，則需要“價值的感召力”，這是秦國之所短。
陸秀夫認為荀子的論斷也在其後得到了證實。秦國采用耕戰的方式擴大領土、組織生產，破除等級製度，鼓勵靠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地位，這都是秦國統一六國的重要製度創新的優勢，但秦國未能處理好‘平天下’，乃至秦二世而亡，這體現了荀子的眼光，也成為漢儒試圖以儒為主統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輔的社會秩序的憑證。
荀子被後世儒家詬病的地方，陸秀夫同樣清楚除了其主張性惡論之外，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這兩個弟子曾經跟荀子學“帝王術”，在曆史巨變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從而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治國之策。
彼時李斯和韓非都是對“曆史時刻”有充分認識的，韓非推進了荀子的曆史觀，並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力氣”。認為先王之道對於上古可能是適用的，但在這個競爭時代，主要靠“力氣”。
韓非雖為秦始皇所欣賞，但他並沒有獲得治國之機會，而李斯抓住了將他的“曆史意識”現實化的“時運”。因為李斯覺得楚國難以實現他的理想，而六國則顯出了衰敗之相，所以他辭別荀子，要去秦國尋找機會。在辭別之時，李斯也體現出他對於“曆史時刻”的認識，自己必須要把握住一切機會。
李斯認為在秦國要吞並天下的時候，也是布衣之士發揮其能力並獲得成就的好時機。他說，這個社會普遍看不起卑賤之人，鄙視窮苦之士。“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讬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由此可見，李斯之遊說秦王，一方麵是他看到秦國為了其大目標需要吸納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麵，則是要改變自己的處境。說明其的所為具有嚴重的功利性，這與儒家的道德標準是相違背的，但也獲得了一展才華的機會。
李斯和韓非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更為相信權力（勢）和術（禦下之術）在統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意義，實踐證明了這樣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陸秀夫因而也認為某種程度上看，漢儒是對荀子的儒家現實主義的回歸。從某種意義上，秦以後的列朝，雖然大一統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則是“國”為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隻是一種虛設論點而已，或者隻是為家天下製作的遮羞布。
“唉……”看看陛下與鄧光薦還在爭論，陸秀夫在心裏歎了口氣。他明白作為傳經之儒，荀子當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價值，但身處齊、楚這樣的爭霸之國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學宮這樣的辯論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為接地氣的現實關懷，他不再否定諸侯們保衛自己領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絕承認功利目標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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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春秋那個時代氛圍中不能帶來現實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會被百家爭鳴的時代所拋棄。如果說一切各種學說都是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那麼人性之善惡就是一個虛幻的“設準”。如此一來，善和惡都不再是一種實際的存在，那麼也就不能有所謂良知的呈現，道德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