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達走向排在最前麵的那輛車，因為中間還隔著一輛，我沒看到他怎麼上去的。
很快，所有來到這裏的司法人員都爬進停在附近的汽車，車隊啟動了。我們這輛車的車箱上有兩名法警，兩頭又有兩名持槍武警，他們的胸前都戴著黃綠色的帆布子彈帶。在我們的後麵還有一輛大車，車箱裏站著很多武警戰士和部分警察，每個人都全副武裝著。
二十多分鍾後，整個車隊來到了旗裏唯一的一個廣場上。遠遠望過去，很多老百姓裏三層、外三層密密麻麻地聚集在那裏，等候著我們這些人。前麵的汽車緩緩地開進去，兩邊的人們紛紛給汽車讓出道來。三輛車並排停在主席台左側，我們這些被串到一起的囚犯像蜈蚣一般一節一節地爬下車，在三輛車頭前排成三排。主席台上早已排好了桌椅，背景牆上張貼著幾個醒目的黑體大字：公審大會。
很快，主席台上坐滿了戴著大蓋帽的法官，審判大會正式開始。
廣場上的人越聚越多，來到這裏看熱鬧的源源不斷。在我們這個小縣城，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我在想：這當中肯定有我的親戚、朋友和同學們，他們看到曾經熟悉的我也與這些人銬到一起時會作何感想呢？我趕緊也像身邊這些家夥那樣緊緊地低下頭，下巴頦緊貼前胸。我暗自思忖：我站在最後麵這排，又低著頭，他們還不一定能發現我吧？
現在是九月上旬，已過了最炎熱的夏令時節了，但陽光仍然刺眼，空氣仍然悶熱。過了約莫一個多小時了，主席台上仍然陳述著枯燥的案情，我頭暈腦脹，脖子發酸，抬頭一看，周邊的這些家夥們很多都抬起頭來了，誰也沒規定我們必須要低頭啊？況且，我所做的事與他們不一樣，有什麼丟臉的呢？想到這裏，我活動起脖子，放鬆了身體。
這時候正聽到喇叭裏播放羅雪峰的殺人情節，我回過身仰頭向車上望去：這三個殺人犯的背後頭頂上都插著一塊木牌，上麵以大黑字寫著他們的名字，又用醒目的紅叉，叉在名字上。羅雪峰仍然像泥巴一樣地癱在那裏，仍然是那張白中帶灰毫無血色的臉。他兩眼緊閉，一動不動。我懷疑他早就昏厥過去了。
中間的劉斌駝著背立在車箱前，臉色還是那樣的灰白，眼睛半睜著，看不到他眼球裏的變化，細細的白繩子將他身上勒出鼓鼓囊囊的一塊又一塊，有點像穿了羽絨服一般。他應該把冬天的衣服也穿進去了，但在這麼熱的天氣裏他的皮膚沒有一點紅潤--沒有一點發熱的樣子。
另一邊的哈達，我隻能看到他的半側麵臉。他的臉膛紅得發紫。但他站得筆直，雙眼大睜著，空洞地望著前方。他身上那件筆挺的毛料中山裝，被法繩勒得皺皺巴巴的，絲毫看不出檔次了。
始終這樣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經過幾個小時，對於普通人來說都是難熬的經曆，更何況車上那三個心裏即將崩潰或已經崩潰的罪犯了。我早已經不耐煩了，擴音器裏的那些話仿佛如風一樣從我耳邊刮過。我開始走神，想象著槍響以後，他們三人的歸宿，他們家人的表情，被害人家屬的表情。……
正在我思想的野馬縱橫馳騁時，我前排的犯人走動起來，審判大會結束了，我隨著他們又一次爬上汽車。這次，我們上的是押解哈達的那輛車，扭頭望去，哈達叉開兩腿穩穩地站在前麵。
此時廣場上的人群騷動起來，很多在周邊的人們，騎著摩托車的、自行車的似乎比警車還要急促，亂哄哄地向東南角湧去。押解死刑犯的三輛汽車前麵有兩輛軍用吉普車開道。在我們穿過大街時，道路兩邊的很多人，拚著命地緊蹬自行車，隨著我們這車隊前行。在我們走出縣城後，郊區內前往刑場的道路一側，仍然不斷地看到很多拚命蹬車的年輕人。這些人好像已經知道行刑地點了，這麼急迫地向前趕，似乎要去搶大獎一般。
刑車走的不快也不慢，出了城後行了七八分鍾左右，前麵的小車便下了馬路，來到一片坑坑窪窪的堿土地上。這一帶沒有路，方圓七八百米以內寸草不生，滿眼都是黃白色的土壤，隨處可見被挖成幾幢房子般大小的深坑。汽車在坑邊尋找著平坦的地麵顛顛簸簸地走著。前麵仍然有稀稀落落，騎著摩托車和自行車來看熱鬧的人們。一名身材粗實、衣著簡樸的年輕婦女拖著一輛陳舊的架子車（木頭做的，可以套驢馬或人拉，用來裝載貨物的工具）也隨著這些人們費力地行走在其中。
當車隊從那婦女身邊走過時，她把架子車停下來，仰頭望著這幾輛運囚車。當我們這輛車走到她身邊時。這名年輕婦女突然扯開嗓子大喊：
“哈達！哈達！--”
哈達扭過頭看了一眼那女人，喊了一聲：
“他不都嘎拉額格其！”（蒙語五姐）
他轉過頭扭來扭去，想努力地再看看那名叫他的婦女。但左右兩邊的法警死死地按住了他肩膀。沒多長時間，他就不再掙紮，安靜下來。轉過身繼續望著前方。這是他生命中最後的一句話，他隻喊出一次。
而那位被哈達叫五姐的年輕婦女，據後來目擊者說：當她遠遠地聽到槍聲響起來時，“啊！”地一聲捂著臉嚎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