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沈同和父子二人的刻意謀劃，還是一切都碰巧了，反正趙鳴陽、沈同和兩個親家便一同參加了此次的會試，而且趙鳴陽還是個頗有文采的名士。
沈同和便把抄襲的主意打到了趙鳴陽身上，為此還買通了禮部負責安排考場座次的官員，將自己和趙鳴陽安排在了相近的號舍裏。
一切都準備好了，到了頭場入場這日，沈同和便如計劃那般，夾帶入場，而他的號舍旁邊便是親家趙鳴陽。
一切都趕巧了，待到九日清晨發下試題後，沈同和欣喜若狂，那頭場的第一道四書大題便被他的夾帶蒙中了。
他夾帶中便帶了曆科會元的大作，其中萬曆二十三年會元湯賓尹的大作正與此次題目相仿。
巡考官也已被買通，一陣旁若無人的奮筆疾書，沈同和很快便完成了第一題，但隨後卻又犯了難。
相比隋唐宋元，明代科舉製度異常完善，考題的劃分也很科學。
頭場考四書五經，一共七題，三道四書、四道五經，主要考察舉子的思想政治和治國理念。
二場考“論詔誥表判語”，一共五題，論、詔、誥、表、判語等各一道，主要考察舉子處理實際公務的能力。
三場則考策問、詩賦，一共五道，考題便就五花八門了，既有異常簡單的，也有異常難的，比如弘治十二年會試的三場題目便很難了，全場數千舉子中，也隻有唐寅和徐涇答對了。
因兩人之前裝逼過甚比較招人恨，亦或是負責出題的程敏政牽扯到了入閣的紛爭，兩人便被舉報跟出題的程敏政有一腿，但最後也沒查出個所以然來，隻得草草結案了。
由此，這會試的第三場，難度可見一遍，其主要考察舉子的知識水平和智商。
綜合來看，在封建社會，這三場考試便能比較全麵的考察出一個人的能力了。
但製度是好的，實行起來，卻是走了樣。
在明朝，科舉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便是閱卷隻重頭場，頭場隻重開頭的那道四書文。
因為從二月十六日最後一場結束，到二月二十七日發榜，留給閱卷官隻有十日的時間。
這十日間還需要糊名、謄卷、會商、搜落卷、報皇帝審批等必要的程序，所以真正用於閱卷的時間也沒多少。
一科會試應試舉子少則三千，多則四千不止，一人就有十七道答卷，這麼多的卷子，一共就十八名同考官批閱，不到十日的時間，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是批閱不完的。
沒辦法，考官們便隻能看中頭場，而頭場中又以第一道四書題為重，隻要這題答好了，其他題目能中規中矩不犯大的失誤，當是一個進士落地了。
但這個中規中矩的要求，對於已經蒙中第一題的沈同和來說，難度也是不小。
盡管他不是如那些落第舉子攻訐的目不識丁，但要說中規中矩的答好剩下的十六題，卻也是難為他了。
不過好在他還有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