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農村的土地分配製度是，李鬆晨提議應該直接施行土地公有製，即先將土地收為穿越集團政府所有，然後由政府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但農民隻有土地的使用權，並沒有土地的所有權。
這一點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賈振召就不解道：“現在就施行土地公有製，是不是太早了一點，當然我到不是反對土地公有製，但在舊時空裏，我們的先輩們一開始也並沒施行土地公有製度啊，而是直接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一直到取得了全國的政權以後，才開始施行土地公有製度改革，因此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學習這些經驗。”
財政部的副部長趙瑞也道：“居我所知，就現在天津地區的土地情來說，還有一部份農民有自有土地，如果我們現在就施行土地公有製，雖然說農民還是有土地的使用權，但也總不如所有權也在手得好，因此他們未必會願意接受土地公有製，而我們現在的威勢還不夠，強行推行土地公有製，會不會激起農民的反彈，這樣對我們的統治可並不有利。”
現在穿越集團並沒有成立與土地相關的部門，因此土地分配製度目前是由農業部付責，按說是和財政部無關，不過農村的稅收製度是和土地分配製度是密切相關的，另外也是關係到穿越集團統治基礎，財政部對土地分配製度頗為上心，也在情理之中。
李鬆晨點了點頭，道：“各位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不過我提議現施行土地公有製，也並不是一刀切，根據我的調，現在天津的土地大體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農民有自有土地，還有一種是因為戰亂，被遺棄的土地，基本可以算是無主土地，而自有土地隻是極少一部，對這部份土地可以暫時不動，而其他無主土地則全部收為公有，由政府進行統一分配。這樣一來土地製度的主體是公有製，而少部份的私有土地可以通過政策引導、並且用補償的形式，慢慢轉為公有。就算不能變成土地完全公有，但極少量的私有土地也不會影響大局。不僅是天津如此，其他地方，比如我們占領山東以後，同樣也可以釆用相同的土地分配製度。”
財政部的另一名副部長朱瀾平皺了皺眉，道：“天津的情況十分特殊，因為八國聯軍入侵，造成大量的人口逃離，因此有大量無主農田，但其他地方可沒有這麼好的事情，土地都是有主的，我們怎麼實行土地公有製呢？”
李鬆晨道：“這一點我們可以學習舊時空的做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按照舊時空的曆史情況，還有我了解的情況，這個時代的土地兼並情況十分嚴重，絕大部份土地都是地主占有，自耕農隻是極少數，因此隻要是我們把地主土豪的土地奪過來，收為公有，基本就可以保證土地公有製為主體。”
頓了一頓，李鬆晨又道：“我們確實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我們也缺乏足夠的發展資金和動力，而且這個時代就是一個叢林法則橫行的時代，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會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和平發展，因此現在的中國想要快速發展，隻有將絕大部份土地收為國有，由國家直接管理農村，消滅地主階層，而將地主剝削的收入並入農業稅，收為國庫所有，當然也會給農民留一部份，然後利用農業工業的剪刀差，將從農村收取到的各種資源，投入到工業建設中去，發展工業，這樣才能用工業成果來反哺農業，實現整個中國的全麵發展，除此之外，絕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這也是舊時空的曆史經驗。”
在舊時空中，穿越者的先輩們從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那一刻開始，就積極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大大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也讓穿越者的先輩們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最終取得了全麵的勝利。而無論是這場戰爭的勝者、負者都承認，土地改革的因素，實際要大於戰場因素。
不過由於當時的土地改革運動，沒有把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對待，因此留下了許多並不完善的地方，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的土地無償占用，亂占、多占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致新一輪的土地兼並也有抬頭之勢，因此在1953年到1956年，中國又進行了一次土地改造，才正式確實了土地公有製，將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徹底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