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土地改革製度大綱】以後，執委會也立刻展開了積極的討論。
財政部部長賈振召首先道：“我看前【大綱】第二條中‘對少量地主將適當給予補償，’，這裏的‘少量地主’ 到底俱體是指那種地主，有沒有什麼標準，還有第三條的第二小條中對富農，半地主富農‘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份或全部’， 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征收富農、半地主富農出租的全部土地，什麼情況下征收一部份土地，也沒有詳細的說明，而且在【大綱】中有很多地方寫的是‘適當給予補償’， 但這個‘適當’ 到底是指什麼，是指貨幣補償，還是其他方麵的補償，如果是貨幣補償，那麼怎樣計算，按市場價格還是我們指定價格？如果是其他方麵的補償，又會是那些方麵。”
賈振召說完以後，立刻引起了一陣議論的聲音，因為有很人都看出來，在這些應有俱體數據的地方確實寫得十分含糊，因此賈振召提出的問題也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
不過顧瑞鵬和曾東對此也早有準備，聽完了賈振召的發言以後，曾東道：“這些方麵確實沒有俱體的標準，因為我們現在缺乏土地改革的實際經驗和數據，主要是參考舊時空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是沒有辦法製定出一個俱體的標準，如果隨便製定一個標準，那厶不僅不符合客觀事實，也會給我們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萬一標準定高了，我們做不到，隻會有損我們政府的權威性，而如果定低了，造成這部份地主、富農、半地主富農不滿意，也同樣達不到我們的初衷，因此不如采用一個模糊的態度，俱體事件俱體對待，根據當時、當事人的實際情況，同時雙方協商進行確定，這樣反而更好一些。”
顧瑞鵬道：“當然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標準，而是也有一些俱體的原則，一是看地主、富農、半地主富農是否支持我們的政府、支持並配合這一次土地改革，如果有這些方麵的實際行動，並能起到一定的帶頭示範效應，則可以考慮補償的標準定高一些，征收的土地也可以少一些；反之，如果是敵視我們的政府，在土地改革中消極應對、阻撓，甚致是暴力抗拒，補償當然要少一些，甚致沒有補償；二是看這部份地主、富農、半地主富農的經營收入情況，如果他們過去是以土地收入為主，則可以考慮多用貨幣補償，如果還有其他經營，則可以在免稅、免租方麵減少；三是綜合各方麵的因素考慮，如有的地主在地方的名聲很好，威信很高，就可以考慮多補償一些，當然前提是不能反對我們的政府和這次土地改革的進行。”
資源部部長安顯桂問道：“土地所有者隻有經營、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但沒有出售土地的權力，這樣做好嗎？雖然我們是實行的土地公有製，但土地的使用權應該還是可以轉讓的，在舊時空裏，我國不就是可以轉讓土地的使用權嗎？這樣讓善於經營土地的農民、包括一部份地主有獲得較多土地的機會，能夠更好的發揮他們作用，這樣也就更能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
曾東道：“這一點我們考慮過，從農民的立場來說，不到萬不得己，一般是不會轉讓或是出賣土地的，而且在現階段，也不宜允許土地的使用權自由轉讓，因為現在的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生產還是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那麼土地也就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因此一但開放土地的使用權自由轉讓，勢必會導至新一輪的土地兼並，而且按照我們的土地改革製度，由於並不沒收地主的其他財產，這一來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地主、富農、半地主富農在經濟上仍然要強於絕大部份中農、貧農，那麼他們仍然是新一輪土地兼並的主力軍。而一但新的土地兼並開始，再想停下來就是將當困難的，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才認為在目前允許土地的使用權自由轉讓，是弊大於利的。至少要等我們初步實現工業化，這樣土地不在是主要的生產資料，而且工業的發展也可以消化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才能開放土地使用權的自由轉讓。在舊時空裏，我們也是在實現了初步工業化之後，才開放了土地使用權的自由轉讓。”
工業部部長魯宏道：“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不知道農業部和司法部考慮過沒有，轉讓土地使用權也好，土地自由買賣也好，盡管會導到土地兼並發生，但在中國古代，土地幾乎是一般農民能夠在短時間變現的唯一資產，一但家庭發生變故、或是發生天災，大部份農民都可以靠出賣土地渡過難關，盡管這隻是一次性的，但有一次也比沒有好，而現在我們禁止土地使用權的自由轉讓，一但農民急需資金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