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桂太郎道：“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我記得在日清戰事之初，發生的‘高升號’事件，當時也是鬧得沸沸揚揚，英國輿論大有和我們日本開戰之勢，結果在我們的周旋之下，還是平息了下來，這次難道就不能再設法周旋嗎？”
小村壽太郎苦笑了一聲，道：“此一時，彼一時，這兩件事情的性質不同，因此不能照般。”
高升號事件是在甲午戰爭之初，豐島海戰中發生的一起事件。當時清廷租用英國商船高升號向朝鮮運兵，並派遣軍艦濟遠號、廣乙號護衛。在豐島海域遭到了日本艦隊的攔截結果廣乙號被擊沉，濟遠號管帶方伯謙臨陣脫逃。而高升號上的清軍拒絕高升號船長向日本軍艦投降的要求，最終被日本軍艦擊沉。
當時這一事件確實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因為高升號是英國商船，而且那時還未發生布爾戰爭，大英帝國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而日本軍艦敢堂而皇之的將其擊沉，因此當時英國全國上下一片嘩然，民意沸騰，都表示要嚴懲日本，英國海軍也請求英國政府授權，對日本海軍進行報複。而清廷包括李鴻章在內，也都認為英國一定會站在自己的一邊，即使不能直接出兵，也會聯合其他國家一起製裁日本。
那知在英國海事法庭在進行了調查和聽證之後，卻判決日本軍艦擊沉英國商船“高升號”屬於合法行為，理由是中日處於戰爭狀態，高升號運載的是中國士兵和軍用物資，因此已是介入戰爭，而且船上的中國士兵也拒絕執行船長向日軍投降的命令，從國際法上說，日本軍艦是有權擊沉高升號的，自然不予追究日本的責任，而賠償責任全部由清政府承擔。當然實質的原因是英國這時己有選擇日本做為自己遠東代理人的計劃，自然不願過於打壓日本。歸根到底，國際政治是為本國的利益服務的，如果當。
當然日本為了爭取高升號事件的結果對自己有利，也是做了大量的公關工作，早在甲午戰爭開戰之前，日本就向英國路透社提供了600英磅的資助，以換取路透社對日本的關照，而在高升號事件發生之後，日本政府又拔出1000英磅做為活動經費，爭取到了一些英國專家學者在媒體上公開為日本辯護。如當時的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萊克、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都在《泰晤士報》上刊文為日本辯護。因此後來輿論反轉，日本政府反到向英國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英國政府飭令臣民嚴守中立。因此高升號事件也成為甲午戰爭中，日本在外交戰場的一次重大勝利。
桂太郎把這件事反出來，就是希望日本再像高升號事件那樣，再來一次輿論大反轉。但小村壽太郎卻知道，這次再想來一次反轉己是不可能了，因為在高升號事件中，日本的行為在國際法裏站得住腳的，因此日本死死咬住這一點不放，為自己爭取到最好的結果，而一些專家學者敢於為日本辯解，也是基於這一戰，而這一次日軍的行為無論是在那個國家，都是不能被大眾所接受的，恐怕是沒有人再敢為日本分辯了。
另外是日本能夠贏得高升號事件的勝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一事件的另一個當事方，清廷的表現實在是太過拙劣了，高升號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日本方麵就已經開始與英國方麵商談此事。表示願意賠償英國的損失，並且要嚴厲處分自作主張的日軍艦長，又對高升號上的英國船員進行了妥善的安置，並為英國的聽證調查積極的進行了大量的證據準備工作，收集了大量獲救的高升號船長和大副的調查筆錄，以及其他一些獲救者的證詞，當怨這這些證詞都是對日本有利的，並都為曰本最終贏得高升號事件的嬴利提供了幫助。
而清廷的反應速度就明顯不如日本，在高升號事件發生兩天以後，清廷才開始與英國公使商議此事，不僅晩了一步，而且當時清廷上下都認為英國肯定會出麵教訓日本，既沒有著手調查，也沒有收集證據，全都是一付等著看好戲的樣子，誰都沒有想到過準備什麼，更沒有想過主動利用輿論，而最終連聽證會，包括第二次聽證會是在中國上海舉行，競然都沒有派人參加。
但現在日本麵對是海外華人，他們對輿論的認知顯然要比清廷深刻得多，而操控輿論的手段更是比清廷高明百倍，隻看這次隻用數天時間，就將日軍的惡行轉遍全世界，弄得日本極為被動，可見其操控輿論的手段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