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國經濟方針政策 製定及其基本出發點
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改組經濟和恢複發展經濟？這是擺在解放戰爭取得了戰略決戰勝利後的黨中央議事日程上的重大問題。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理論，結合我國的具體實際，吸取了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等的重要思想觀點和東北根據地的實踐經驗，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正確地提出了新中國經濟方針政策。科學地闡明其基本出發點。
第一，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製度和封建製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係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這個基本出發點，是我黨和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科學論斷，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指導意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論斷。這個基本出發點，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它說明了舊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性質、階級狀況、生產力水平等基本情況。這不僅是我黨製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我黨製定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戰略的基本出發點；而且還是我黨製定新中國經濟方針政策乃至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出發點。離開它，就會犯“左”或“右”的錯誤。
第二，毛澤東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明確地規定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總任務。它包含了兩個方麵：一是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二是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準備用和平方式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前者著重於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後者著重於變革舊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使中國穩步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正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辯證統一的原理，結合我國實際，提出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總任務。為實現這個總任務，毛澤東特別強調：“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複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於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於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隻有將城市的生產恢複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毛澤東著重說明了發展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同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極端密切的關係，他指出：“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第三，毛澤東正確闡明了新中國社會經濟成分狀況和黨的經濟政策。
1948年9月15日，張聞天為中共中央東北局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這個提綱，對東北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尚有小部分自然經濟）的性質、地位，發展方向及其相互關係作正確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正確製定了黨在東北地區的基本的經濟政策：“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地發展並緊緊地依靠群眾的合作社經濟，扶助與改造小商品經濟，容許與鼓勵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防止與反對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投機性與破壞性，禁止與打擊一切有害於國計民生的投機操縱的經營。”這個提綱上報中央後，毛澤東閱後作了多處修改。接著，劉少奇又作了詳細修改，並得到毛澤東的稱讚。毛澤東提議由中央批準這個提綱，作為黨內文件印發。這為準備七屆二中全會報告奠定了基礎，對正確估量新中國的經濟成分狀況和確定黨的經濟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澤東以中國基本國情為依據，正確闡明了新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和黨的經濟政策。
首先，占國民經濟總產值10%的中國現代性工業，大部分集中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裏。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誰要忽視或輕視這一點就要犯右的錯誤。
其次，占國民經濟總產值90%的中國經濟是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類經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就要犯“左”的錯誤。但是，對農業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也是錯誤的。七屆二中全會認為，應當逐步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這種在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是推動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