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裘哈拿。我有個孿生妹妹，叫裘馬大。我比馬大長五分鍾。
我們的媽媽是個非常精彩的人物，年青的時候，她是個紅極一時的花旦，唱戲唱累了，嫁人，父親很早去世，留下一筆遺產給她，我們日子過得不壞。
三十多歲那年，她的伶人朋友中有一位改信基督教，把她也帶成一位最佳教徒，她把一本《聖經》背得滾瓜爛熟，連女兒的名字都不放過，取了《聖經》裏的名字。
母親的藝名，叫粉豔秋，本名叫三妹。
她的朋友，叫她“小秋”，她的胡琴師傅，叫她“三妹姐”。
母親已經五十多了，每當戲行裏人叫她小秋，我頭一個先忍不住笑起來，馬大很乖，馬大不笑。她通常瞪我一眼，暗示我收斂一點。
馬大與我都二十四歲了。
她在港大念最後一年，讀經濟；我呢，不是念書的材料，早已經在做事。
馬大一向覺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認為我沒出息，我呢，看死馬大念完偉大的經濟學，也不過是嫁人，更加沒用。
於是我老氣她，“我才不需要花三年光陰換來一紙文憑裝飾我的氣質。”
這就是我們家的生活，簡單而歡愉。
我們並沒有太想念過身的父親，因為從來沒有見過他，母親也很少提起，她是個樂觀的婦人，過去屬過去，將來必須努力，她最大的目的是怎樣與兩個女兒活得開心，家中的朋友絡繹不絕，增加不少氣氛。
我們所知道的父親，隻是一個故事，他是新加坡華僑子弟，母親在彼邦登台的時候認識他，婚後不久生下我倆，他就染疾去世一一那時候的男人仿佛特別短命。
為了不使母親唏噓，我與馬大都非常識做，不大提這回子的事。
又是大閘蟹季節，母親邀遍親朋戚友來嚐新。
我掩住鼻子，“腥氣。”
馬大放下書，“你自己不吃算了，沒文化，漢堡包人。”
“殘忍，活生生蒸熟，下一世輪到大閘蟹吃你們，就知道滋味。”
我蹲下來，“亞斯匹靈，亞斯匹靈。”
媽媽的老朋友李太太轉過頭來，“誰叫亞斯匹靈？”
馬大說：“當然是哈拿那些妖主意，她的狗叫亞斯匹靈。”
李太太大笑，“我不相信。”
我說：“馬大拉提琴拉得我頭疼，沒有亞斯匹靈，怎生了得。”我抱起小狗。
馬大說：“李伯母，你看看這隻狗肉不肉酸，什麼狗她不好養，偏養隻沙皮狗。”
李太太點點頭，“真醜。”
“才不醜呢，”我看看小狗，花掉近兩個月的收入。
李太太放下蟹，洗手，跟母親說：“小秋，真羨慕你這兩個女兒，一動一靜，不知多可愛。”
我搶著說：“可愛的是我。”
李太太笑。“一一又漂亮。”
馬大說：“漂亮的亦是我。”
我泄氣說：“媽說各有各的好處。”
媽媽忙說：“那自然，沒有這兩個孩子，我早跟著去了，還活這麼些年呢。”
李太太說：“我們都羨慕，隻有你還維持著以前的氣派，胡琴是胡琴，嗓子是嗓子，一個家也整整齊齊的。”她很感慨。
李伯好賭，把李伯母的私蓄輸得七七八八，我與馬大一刹時收了聲，不好意思再鬧下去。
我借故說：“李伯母，我替你拔白頭發。”
“拔什麼？”她說，“越拔越多，除非拔成禿於，那才不是白發。”
我直笑出來，馬大又朝我白眼。
李伯母說：“咱們這班人中，以你們媽媽最漂亮，咱們都是梅香，她才是正主兒。”
媽媽笑，“那我真還不敢承認。”
李伯母點點頭，“那是真，當年豔紅往台上一站，誰不成了下風。”
媽媽朝李伯母使一個眼色。
我說：“你們都叫豔什麼豔什麼，李伯母，你呢？”
“我叫粉豔霞。”她含笑說與我知。
“啊，真好聽。”我拍手，“我也願意有一個這樣的名字。”
老女傭阿英上來說：“老胡師傅來了，”
媽媽很喜悅：“請師傅來，留著好幾隻雌蟹給他，我那雨前也給泡一杯出來，都是師傅愛吃的。”
我借故溜開。
媽頂念舊，朋友都是三四十年前結交的，她又尊敬別人，像老胡師傅，七十多歲，生活都憑她照應，老胡拉起二胡像嗚咽，上氣不接下氣，像個孩子哭得嗆住，如果與馬大的提琴合奏，恐怕會有起死回生之功。
媽有時候還就著二胡唱幾句。
那麼多曲子之中，我最喜《杜十娘》，十分幽怨動人，由媽媽那把早已不複舊觀的嗓子唱來，更有落魄滄桑感，馬大說太淒涼了，情願媽唱祝英台，她一向溫情主義，但你別說，有一次，我看到她用腳踢亞斯匹靈，這年頭，誰都是雙麵人。
我坐在寬大的露台往斜路看下去，這麼早一對對的情侶已經出現在樹蔭下。
馬大又出來撩我，“你就會坐在藤椅上抖腳。”
“有什麼不好呢。”我笑，“你看不順眼我有一雙長短腳嗎？”
她脹紅臉，“哈拿，你真越來越無聊，把自己的殘疾都拿來開玩笑，我一時說漏嘴，你就不放過我。”
我啼笑皆非，“我拿我自己開玩笑都不成？”
“你不是不知道媽為你的腳一一”她轉過頭去。
我伸出自己的兩條腿比一比，坐著看不出來。
我不能跳舞，不能跑步，不能跳繩，不過我也有我的樂趣，水上活動我全擅長，遊泳拿過金牌，我照樣可以開車，一點大問題也沒有。
小毛病而已，左腿比右腿長了三公分。
我說：“我不是裝出來的，我是真的不介意。”
馬大不出聲。
“喂，別林黛玉兮兮的好不好？”我推她一記，“我真的從沒介意過，這一點點小事算得什麼呢。”走起路來，很多人以為我穿著雙夾腳的鞋子，就是那樣。
馬大仍然不開心。
“別忘了拜倫也是這個毛病。”我笑。
“咦！那隻怪物。”
我又笑，馬大是那種正常過正常的女孩子，喜歡粉紅色、嬰兒、英俊的男明星、文藝小說……她是選隻枕頭套都要揀有荷葉邊的那種女孩。
“這幾天你在哪裏野？”她問我。
“學風帆。”我說。
“你要當心，欺山莫欺水。”
“誰像你那麼怕水，”我說，“怕下了水不好看嗎？”
“是真的嘛，什麼都濕淋淋，一團糟。”她笑。
“馬大馬大，你什麼時候長大呢。”我歎口氣，“但不管如何，你是我的好姐妹，我一生愛你。”
她咕咕的笑，“少肉麻。”
外頭胡琴響起來，拉了幾個過門。
馬大抿嘴說：“老胡師傅吃完蟹了，媽媽待他真好。”
“媽媽對人，真是沒話說。”我承認。
媽媽唱起來：“杜十娘……恨滿腔，可恨終身誤托薄情郎……”
居然很動聽，抑揚頓挫，別有一番風味。
我微笑，“我以為媽媽此刻最宜唱《貴妃醉酒》，胖胖的人，動不動吃吃笑，像醉熏熏。”
“你連媽媽都不放過。”
我往藤椅上平躺下來，試圖想象媽媽她們那代伶人掙紮求全的血汗史。
那個時候她們也不太苦了，到底不比軍閥時期，啼笑姻緣時代。不過人們還是瞧不起戲子，母親的姐妹淘不是跟了拆白黨就是伴老頭做妾侍。媽媽比較幸運，然而守寡二十多年。
馬大問：“你在想什麼？”
“想媽媽三十年前在新加坡登台的盛況。”我用手臂枕著頭。
“聽說很風光，鈔票紮的花牌擺滿後台，全是美金大鈔。”馬大笑。
“不知媽是否在那個時候掙下的私蓄。”我說。
“房子都是爹的，毫無疑問，媽媽現在收租收幾萬一個月。”
“這樣的生活算不算幸福呢？”
“如果爹還在，那就真幸福。”馬大說。
“是。”我也很覺遺憾，“爹在的話，媽媽就真幸福。”
外頭靜下來，胡老師傅走了。
我坐起來，“你呀，畢業總該找個事做吧。”
“噯，真頭疼。”
“要不要到我鋪子來？”
“咦，才不要，”她駭笑，“服侍些邪牌女人換新裝，我不幹。”
“隻有撈偏門的女人才花費得起，現在什麼時勢，正經人還有心思講穿的呢，萬打萬的晚裝賣給誰去？”我說，“我不管，隻要我的鋪子賺錢，媽媽有得分紅，我就對得起她。”
“我情願到大機構去找份工作。”
我沒好氣，“去吧去吧。”
媽媽在露台邊出現，“兩姐妹又在吵什麼？”一臉歡喜。
我過去摟住她，“你長得像觀音，媽媽。”
“這家夥，別渾攪，我信的是基督。”
馬大說：“哈拿這一輩子就這麼瞎七搭八的。”
媽媽笑說：“結了婚會好的，我才不替她擔心。”
“媽媽把哈拿寵得什麼似的，她不愛念書就可以吊兒郎當，不愛做工就做老板。”馬大笑說。
我吐吐舌頭，說：“你少吃醋。”
我們日常生活就是這樣，融洽愉快，我根本沒有想過要自己出去組織家庭，他們說家庭幸福的孩子都遲婚，不是沒有道理的。
轉眼間二十四歲，再沒有男朋友就變為老姑婆，我倒不那麼擔心，媽媽卻老以為是因為我的腿。
我的腿。
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來換一雙正常的腿，但既然是沒有可能的事，也隻好一笑置之。
出世時沒有人發覺我的腿有什麼不對，直到一歲，馬大已經健步如飛，我還爬在地上，站不起來，媽媽才帶我去看醫生，發現我這個先天缺陷。
我輕輕歎口氣。
媽媽說：“李伯母的房子要賣，怪新淨的，我喜歡那堂家私，你們怎麼說？”
我說：“反對，我喜歡我們這所老房子。”
馬大說：“我也是。媽媽，我們反對搬家。”
媽媽說道：“真奇怪，反而年輕人喜歡住老房子，我本來想把李伯母那處買下來。”
“不要，”我說，“新房子沒味道，我們這裏好，光是冬暖夏涼已經值回票價。”
馬大笑，“天曉得，值回票價！你天天買票進場？”
媽媽安撫我們，“好好，不搬，不搬。”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準九點去開店門，小小的時裝店，我是一腳踢，辦貨，標價，做帳，售貨，甚至設計廣告，都是我一個人，尷尬的是，連上洗手間那三分鍾，我都得在門口掛一個“立刻回來”的牌子。
如果馬大肯出來幫我，那就好了。
不過這小子心頭高，不肯做這種芝麻綠豆生思。
第一個顧客於十時駕臨，那是一個小舞女般的女子，試遍店裏所有的貨色，直到十一點正，才買一件毛衣，因為“你的招呼不錯”。
我抱著遊戲人間的態度，招呼當然好。
十一點來了真正的大客，是一個微胖的中年婦女，對店裏的手織毛衣表示真正的興趣，一口氣買六件，我一件件為她試身，把袖子釘高或墊厚，為求使她穿得更舒適，她很滿意。“店是小，服務好。”她說。
“是呀，大店裏，經理在，那些女孩子就敷衍你一下，經理不在呢，當客人透明。除非你真正是羊枯，否則還是頻遭白眼，說到招呼，早十年八年，詩韻是沒話講，現在這班女孩子都在各處做大班，她們手下就一副晚娘臉。一次我訂皮鞋，千叮萬囑叫她們貨到電話通知，嘿！等那雙鞋賣斷了碼還不告訴我。”
那位太太笑出來。
我聳聳肩，“花錢還要受氣，我劃不來！”我把她送出門去，“下次再來。”
我一轉身，電話鈴震天價響起來。
“哈拿時裝。”我說。
“哈拿？”那邊說，“我是馬大，快關店回來，媽媽有要緊事跟我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