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明從來沒覺得和朱楓是朋友，兩個人確切的說，見麵的次數都非常少，坐在一個桌子上吃飯，更是第一次。
三年前，莫明脫下袈裟下山，身無分文的他和一群雲南民工偶遇，稀裏糊塗的就到了千萬裏之外的濱海當了建築工地的小工。每天幹的是拎灰包、拉磚頭的粗活，工頭講好包吃住一天工資四十。基本上建築工地的力工差不多都是這個價錢，技術工一天八十到一百二十之間。工頭給的價錢還算公道。
每天早上七點工作到晚上十點，中間有兩個小時的吃飯時間，遇上趕工的時候，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也是常事。幸好莫明在廟裏天天練功，打熬的好筋骨，才沒有被累趴下。
工資雖然是講好的，但不是按月發，每個月隻發二百塊的零用錢，等到土建工程結束或者是年底，才發放其餘的部分，這個是建築工地的慣例。
幹了八個月，工程結束，可是工頭卻沒沒將剩餘的部分發給工人。工人找工頭去要，可工頭比他們還愁，他也沒結到工程款。工頭帶著工人找項目部討要工錢，項目部的經理先是一天拖一天，後來就幹脆不照麵了，最後項目部人走樓空，鐵將軍把了門。
工人和工頭手裏的錢幾乎都用幹淨了，一群人連吃飯都成了問題，而且更麻煩的是連回家的車票錢都沒有了。大家四處打聽，那些本地的民工隊都已經拿到了工錢回家了，隻有三支外地來的民工隊被晾在這裏了。
眼看年關將近，工頭隻好去勞動局投訴，去了幾趟，根本就沒人搭理。這些工程公司，大部分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那些有門路攬到工程的人，從有資質的國營大企業借來資質交上仨核桃倆棗的管理費，就以某某公司第某項目部的名義大模大樣的承包工程，再招攬一批工人就開工了。
工頭和幾個歲數大的老工人一天幾趟的去勞動局，結果就在勞動局大樓外麵被一群混混打了。
到這個時候，大家才恍然大悟，這個發包工程的老板就是個黑社會，人家擺明了是要耍賴了。
濱海的冬天，氣溫起碼也是零下十幾度，一群衣衫襤褸的民工蜷縮在沒有門窗的爛尾樓裏，被呼嘯的寒風吹得瑟瑟發抖。壯起膽子的工頭又帶著幾個工人找到了那家出借資質的公司，結果被保安給扔了出去，報警更是不起作用。經濟糾紛不屬於警察管的範圍。
幾十個人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吃飯的錢沒有、回家的路費更是沒有，眼看就要困死在這個繁華、喧囂的城市。
濱海那麼大，濱海的景色那麼美麗，濱海有幾百萬的人口，可卻沒人知道，在城市的角落裏，有一群走投無路的民工在用彼此肮髒的身體互相偎依著取暖，講著家鄉的美食來抵禦饑餓。
那年的冬天特別的冷，雪特別的大，比寒風更冷的是人心。工人們已經忍無可忍，他們準備用鋼釺、瓦刀給自己討個公道。既然不讓他們活，幹脆都別活。
黑社會又如何？誰也不比誰多長個腦袋，每個人的命也都隻有一條。
莫明和他們共處了九個多月，實在無法眼睜睜的看著這些淳樸、勤勞的山裏漢子成了一群殺人重犯。莫明挺身而出，他要替這些患難與共的工友討回工錢。公道是肯定討不回來了，起碼要討回工錢。雲南山區有多窮，他是在那裏長大的，他太清楚了，這些人家中的妻兒都還等著他們帶回一年辛苦換來的薄薄一遝鈔票給孩子交學費、給老婆買衣服，修葺已經殘破不堪的房屋，再割上幾斤肉、打幾斤散白酒過年。
他們給城市裏建了無數的摩天大樓，自己家裏卻隻有草屋、土牆。
莫明千方百計在這個陌生的城市找到一個原先也在這個工地上幹活的本地民工，再三央求下，那個人終於吞吞吐吐的告訴莫明，承包工程的老板叫吳天，因為他說話有些含糊不清，所以外號就叫做吳大舌頭。
吳大舌頭是濱海的名人，隨便在街頭找個小混混問問，就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公司在什麼地方。
莫明找到吳天的公司，跟蹤了他三天，終於了解到他的賭場要開業了。那三天，莫明沒有錢住旅館，每天都在吳大舌頭情婦樓下的門洞裏貓著，還要隨時躲避小區保安的眼光。
聽說吳天要開賭場，莫明選擇了一個讓他自己後來自己想想就覺得傻得出奇的方法，來討要工錢。但在當時，他卻認為那是個最好的辦法。
吳天的賭場開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頂層，離這家酒店不足三百米的地方就是公安分局。開業當天，濱海有頭有臉的人都前來道賀，其中不乏吃皇糧的。公安和黑道人物共聚一堂，其樂融融。當然，賓客中江湖大佬來的人最多，這些道上的人魚龍混雜，尤其是跟隨他們的小弟，打扮的奇形怪狀，什麼樣的人都有。衣衫襤褸的莫明就尾隨在一個道上大哥身邊，混了進去。事後，莫明回想起來，應該是自己理直氣壯的眼神，讓那些看場子的沒有阻攔自己。
賭場開業當天，吳天給到場的賓客一人發了一些籌碼，輸了算吳天的，贏了就拿走，這也算是一種變相的促銷。莫明至今還清晰的既得，在最大的一間屋子裏，擺著一張百家樂的賭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