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與惡。
這是智慧生物永恒的命題。
以無數看不見的線條去勾勒、區分各種行為的黑白善惡，通過約束行為構築起起碼的信賴關係，維持社會架構與運行。
正因為有了相對的界限，明白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做了會遭受懲罰，秩序才得以存在。至於之後如何鞏固和維持那是另一回事，首先要有明確的分界線。
話雖如此，但實際上善與惡隻是個抽象的相對概念，其分界並不總是明確的。
用百萬噸鮮血供養的善；為守護幾千萬人而犧牲幾十萬人的惡；
哪一邊更符合善的定義，哪一邊更接近惡的標準?
麵對這樣尖刻的問題，除非一開始就具備極為明確的價值觀和鐵石心腸，否則沒有人能輕易斷言善與惡的邊界線，而且恐怕到千百年後人們也會一直爭執不休。
羅蘭和密涅瓦等人麵對的，其實正是類似的問題。
反抗帝國全麵支配可能更符合絕大多數人印象中“憤而起身反抗強權的英雄”形象，也更接近大多數人對正義和善意的定義。但反過來，這也是一場勝算微乎其微，注定要逝去眾多生命的戰爭。他們的反抗必然會讓戰爭變得更加曠日持久和殘酷，很多原本不必死去的生命因此而不得不承受犧牲和痛苦。從這一結果來講，他們又是毫無疑問的“惡”。
正是預見到了這一點，羅蘭才會苦笑著說出後世史學家會因此痛斥他們的話。
和平的價值是以犧牲人命的多少來界定？還是以理念崇高與否來界定？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現實主義者一定會選前一項，理想主義者不一定會堅持後一種選項，但會傾向後一種選項。
就羅蘭自己的觀點來看，兩種選擇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偏頗任何一方或隨隨便便弄個折中方案出來都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或許因為有犧牲者的存在更能凸顯和平的重要性，可將逝者無限神聖化和絕對化，甚至用消逝的人命數量來衡量和平的價值，這對活在和平之下的人們是否太過於苛刻呢?逝者的期望應該不是用自己的死亡來增加和平的價值，而是希望活在和平下的生者能夠幸福吧?
能夠將無能和懦弱不視為一種罪惡，這就是和平——這是李林曾經說過的話。
即便是如此尖酸刻薄的話語，依然有其合理性。但羅蘭認為，隻要不讓父親、兄弟、丈夫、兒子扛槍上前線，不需要留在後方的老人、女人、小孩每天提心吊膽、以淚洗麵，不會讓剛過十歲的小孩坐進特攻火箭裏充當人腦製導裝置或是抱著炸彈衝向人群，這便是和平的價值所在了。
因此，哪怕是虛偽的、暫時的和平，也好過“為真理和正義而獻身的戰爭”一百萬倍。
為了守住這哪怕隻有一代人的和平，他樂意承受一切誤解和罵名，石子也好，唾沫也好，臭雞蛋也好，他並不在意。
但是。
羅蘭沒想到自己會被一個極度簡單的問題反問住。
“大道理我是不明白，可……人們能接受這樣的和平，他們能理解和平的價值，和平的新鮮度能保持下去嗎?”
聽了談判全部過程後，不知是因為不安還是基於對人性缺少信任的帝國式思維，馬賽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羅蘭與李林之間的談判達成後，“自由軍團”全體成員經由第三方渠道離開了波恩，他們將在帝國的全程監視下離境（其實就是變相的驅逐出境）。
這不是賣共和國麵子，純粹隻是既然已經達成妥協，繼續追究“自由軍團”的問題難免會扯上共和國，給已經談妥的協定蒙上陰影。與其多花時間處理麻煩，索性把這群家夥送去國外，留待以後解決。
在這些人之中，馬賽等人作為“被卷入突發事件的共和國外交人員”，得以繼續留下來見證之後一係列協定的簽字儀式。從羅蘭和密涅瓦那裏聽過談判的全部過程後，安麗埃塔和路易斯為終於不辱使命鬆了口氣，馬賽卻情不自禁的問出了前麵的問題。
對於政治、戰略、技術難題這些並非專長的領域，馬賽不敢輕易發言，可對於一般人會怎麼看通過這次共同會議，他有些個人看法。
隻有經曆過戰爭的人才會明白和平的寶貴。
皇帝曾經說過“戰爭如此殘酷是件好事，否則人們就會喜歡上它”。反過來說，沒有體驗過戰爭的殘酷，感受過戰爭帶來的痛苦和毀滅，人們才能如此輕鬆的將“戰爭”、“獻身”之類的掛在嘴邊。輕飄飄的說出“就算舉國化為焦土也要如何如何”，“和真理大義相比起來，不管犧牲多少都微不足道”之類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