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誰忽視了農民和農業，誰就要犯錯誤
英國女作家韓素音在撰寫《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的序言中指出：“周恩來是一位世界性的政 治家。他不僅智慧過人，富有魅力，膽識超群，而且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盡瘁，把自 己一切都奉獻給了他的國家和人民。這樣的人物是極其罕見的。”事實正是如此，無論在槍 林彈雨、出生入死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艱苦創業、治國興邦的和平建設，他心裏裝著的 是天下和百姓，唯獨沒有自己。周恩來在國家總理崗位上度過了 26 個春秋，為祖國的山山 水水、為百姓的衣食住行，日夜操勞，鞠躬盡瘁，奮鬥一生。
周恩來是以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作為自己言論行動的最高準則的。他經常強調這麼 兩句話：“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 “最 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了解，增加生產對於 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這兩句話，為的是實現一個偉大的曆 史使命，這就是周恩來在 1962 年 3 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提出 的“在我國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係，英國和法國花費三百年時間 所做的事情，美國花費二百年時間所做的事情，我們隻要花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就一定能夠 做到，而且要做得比他們好得多。”
新中國的建設，是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艱難起步的。舊中國的經濟遺產，千瘡百孔，一 窮二白，百廢待舉。在舊中國，由於政治黑暗，長期戰亂，到 1949 年的工農業生產幾乎處 於癱瘓狀態。國民經濟中工業與農業的比重十分懸殊，抗日戰爭以前，大約現代工業占 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 90％左右。在這麼一點工業中，1949 年使用大機器生產的僅有 17％左右工業技術基礎薄弱，部門行業殘缺不全，布局畸形，呈現嚴重的半殖民地性質。1949 年同抗戰前最高年份相比，工業產值下降 1／2 左右，其中重工業下降 70％，輕工業下降 30％。1949 年，全國工業固定資產隻有 124 億元，工業職工僅有 300 萬人，約占全國人口的 5.6％。1949 年全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也很低，鋼隻有 15.8 萬噸，煤 0.32 億噸，原油 12 萬噸， 發電量 43 億千瓦小時，布 18.9 億米，農用化肥 0.6 萬噸，金屬切削機床 0.16 萬台等，這對 於一個擁有 4 億 5000 萬人口的大國來說，是微不足道的。號稱“農業立國”的我國，但在 1949 年的糧食產量也隻有 113.8 萬噸，棉花 44.4 萬噸。總之，這樣的工農業水平還比不上 印度，印度鋼產量為中國的 4 倍。1950 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 70 美元，不足印度 的 1／2，僅為世界平均數的 7％。如果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是驚人的。以反映一個國家 的經濟實力的鋼鐵工業為例，1949 年美國鋼產量 7070 萬噸，中國僅有 15.8 萬噸，相當於美 國的 0.2％，人均鋼產量隻有 0.58 市斤，在世界排第 26 位。所以，在舊中國，一噸優質鋼， 一根鋼軌，都得從外國進口，連建築用的鋼窗、鐵釘也得向國外購買。舊中國，國弱民窮， 貧富懸殊，連年物價暴漲，失業工人難以糊口，貧苦農民餓殍遍野，民不聊生。中國人被西 方國家譏諷為“東亞病夫”。
周恩來擔任開國總理的 26 年間，新舊中國兩重天。共和國的經濟，從滿目瘡痍的爛攤 子到建立起初具規模的比較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許多新興工業部門從無 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幅員遼闊的內陸和少數民族地區開始建立起現代工業；農業邁 開了機械化的步伐。從 1949 年到 1975 年，我國工農業主要產品的年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十 幾倍、幾十倍的增長，請看下列數字：
從 60 年代起，我國開始有了自己製造的原子彈、氫彈、遠程導彈等項試驗成功，有了 自己製造的核潛艇和核電站、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和收回等科學技術成就，中國建立了一係 列新興科學技術部門，1962 年提前五年完成了第一個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十二年規劃。所 有這一切，無不凝聚著人民總理周恩來的滿腔心血和超凡智慧。共和國的 26 年建設，為實 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是我們國家繼續前進的可靠陣地。
周恩來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奠基人。他主持和組織我國經濟建設的方方麵麵， 給我們留下來的，絕不是在這本小書裏所能完全概括的。現在，僅從若幹主要方麵反映周恩 來對構建共和國經濟所作的奠基性的貢獻。
共和國建立伊始，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在這個重要的轉折關頭，周恩來語重 深長地告誡全黨，在城鄉關係問題上，必須防止忽視工業、否認或忽視城市領導鄉村、工業 領導農業的作用與忽視農業和鄉村、否認或忽視農民和農業這樣兩種錯誤偏向，而應明確： “我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 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他還特別強調：“誰忽視了農民和 農業，誰就要犯錯誤。”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指導方針。
當我國進入以實現工業化為中心的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周恩來經常反複說明農 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正確處理農業與工業關係這個帶全局性的問題。他科學地指出：“農 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就是說，農業的發展水平是國民經濟首先是工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因 素。”為什麼？周恩來說明工業的發展，要看農業五個方麵的問題：一、農民能夠供應多少 商品糧食給城市和經濟作物區，就能夠辦多大的工業。因為辦工業的本身不能出產糧食。二、 農業能夠提出多少勞動力到城市辦工業、交通、文教等。三、農業能夠生產多少工業原料。 工業原料不僅是輕工業用，如棉花、煙葉、糖料、麻、茶、絲等等，而且還供應一部分重工 業用，比如鋼絲繩就要用麻繩作心，甚至於現在建築工程也用竹筋。四、農業能夠提供給工 業多大的市場。因為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生產出來的東西，不管是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 主要是銷在農村，農村是最大的市場。我們應該以國內市場為主。五、農業能夠提供多少人 來發展運輸。總之，按馬克思的觀點來說，集中的一句話就是農村能夠供應多少商品糧給城 市，就能夠辦多大的工業。要使商品糧增加，農民能夠吃且有餘糧，那麼，我們就得過農業 關。為此，“必須把全國農業都要搞好，要把幹部的思想搞通，好好搞農業生產，過好農業 這一關”。
周恩來在領導我國農業生產的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本經驗，主 要包括：
第一，根據我國耕地少、人口多的矛盾，他提出提高農作物特別是糧食的單位麵積產量 是我國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周恩來借鑒了國外的經驗認為：“美國每畝的產量比我們高， 歐洲有幾個國家像丹麥這些地方，單位麵積產量也是高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能做到，它那樣 的所有製，那樣的製度都行，為什麼我們社會主義製度不能表現優越性呢？所以說，有工作 問題，有時間問題，隻要我們工作做得好，經過一段時間，是肯定能做到的。”要提高單位 麵積產量，周恩來提出：“依靠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逐步地改進農業生產的技術，興修水利， 增加肥料，推行先進經驗等，來提高單位麵積產量。在實行各種增產措施的時候，我們又必 須采取國家的工作和合作社的工作互相結合的方針。”要使單位麵積產量提高，從國家的工 作來說，一是要保證必要的投入。應該由國家和地方舉辦若幹大、中型的水利工程，如黃河、 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治本工作和各地方的防洪、防澇工程等。應該由國家積極發展肥料工業， 並爭取多進口一些化學肥料，以增加肥料的供應。此外，農業生產所需要的農藥、中小型農 具、車、船和機械維修材料等等，都需要國家投入必要的財力辦廠生產以支援農業生產。二 是要依靠科學種田。應該積極開展技術指導工作，一方麵，吸收外來的先進增產經驗，並且 根據科學的試驗和研究的成果，因地製宜地加以推廣；另方麵，也應該積極注意總結和推廣 當地的先進增產經驗。在推行技術改進的措施和推廣先進經驗時，必須采取積極而又慎重的 步驟。要先試驗，後推廣；推廣時，要從本地實際出發，征求當地老年農民的意見，絕不可 強製推行。周恩來提出發展農業生產這兩條措施，經過幾十年來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十 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兩條基本措施得到堅持和發展。我國農業生產的增長，一靠政策，二 靠投入，三靠科技，這已經成為共識。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無論忽視或者放鬆了任何一條， 農業生產就一定受到影響，這也為實踐所證明了的。
第二，要保護現有耕地，還必須就地開荒和邊疆開荒來增加耕地。周恩來深知我國耕地 少的困難，提出要保護現有耕地和開荒新的耕地的重要思想。1961 年，周恩來同一位西歐 的外賓談話時說：“中國是一個麵積很大的國家，有九百多萬平方公裏，有六億五千萬人口。 但人口分布極不平衡，有的地方極密，有的地方極稀。即使像你說的，發展到十億人口時， 也隻是一平方公裏一百人。在中國，可耕土地的麵積很小，隻有一百萬平方公裏多一點。中 國可以再增加一倍耕地。經過長期努力，這是可以實現的。”盡管耕地少，但“大躍進”以 來，“在農業的耕地上，常常占了很多平壩子搞工廠。比如蘭州、西安、洛陽、鄭州、成都 等地都被占用的一些壩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鄉、河北的一些平原，動得更多；山東， 江蘇、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這幾年開荒的畝數與被工業、交通（鐵 路、公路、機場）、學校、機關所占用的耕地畝數折合起來，全國耕地總數減少了八千萬畝。 我們的國家雖然大，但是好地、平原並不是那麼多，而且這些地方人口又很密。這一點我們 有些人沒有注意，所以影響了農業”。周恩來針對 1958 年以來，大量占用耕地的嚴重情況， 1961 年在總結這一教訓時發出了鄭重的忠告：要保護現有耕地，這是我們國家和各族人民 賴以生存的起點。與此同時，他指出，“我們還要就地開荒和邊疆開荒這兩條來增加耕地。” 這個問題也應當引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關注。在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今 天，周恩來關於保護現有耕地和就地開荒、邊疆開荒來增加耕地的主張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抓緊糧食生產的同時，還必要發展多種農業經濟。早在 1956 年 9 月周恩來在八 大會議上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了這個重要的指 導思想，這就是抓緊糧食生產與發展多種農業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強調指出：“糧食是 保證人民生活和發展整個農業經濟的基礎，我們必須加以足夠的注意。”重視糧食和棉花的 生產是完全必要的。與此同時，還必須發展各種經濟作物、畜牧業、林業、水產養殖業、蠶 桑業和各種農家副業、乃至亞熱帶和熱帶作物等等，這就提出了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農業經濟的要求，這不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直接影響著農民的收入。周恩來明確提出，農 業發展要全麵規劃，以免發生單一化和片麵化的傾向，這個思想是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的。
第四，發展農業要重視水、肥、土、種的問題。周恩來認為：農業“基本的東西還是土 和良種，土、種是根本，其他是條件。沒有土、種就長不出糧食來，蘭草、水仙可以離開土， 但開始種還是要在土中長出來。土、種，但沒有水、肥不行，沒有空氣不行”。“土、種這是 兩個基本方麵。改土是比較長期的基本功，搞水也是長期的基本功。”“水對擺脫落後把糧食 搞上去，是一個主要矛盾方麵。”“總之，要考慮土、種、水、肥等等的相互關係，不能取其 一點，要八字憲法綜合運用，但也要有重點。”
第五，要科學種田。周恩來一貫重視這個問題，1966 年他在一次會議上提出：“科學種 田，就是把農民群眾的經驗集中起來，加以科學分析，找出作物生長的規律，加以科學推廣。 科學家要下去，總結經驗要通俗一些，才更有利於推廣。”他多次強調要積極開展技術指導 工作，一方麵，吸收外來先進的增產經驗，並且根據科學的試驗和研究的成果，因地製宜地 加以推廣；另一方麵，也應該積極注意總結和推廣當地的先進增產的經驗。推廣先進增產經 驗必須尊重本地老農和農民的經驗；不應輕率否定當地的耕作習慣和經驗。
第六，農村的生產關係改變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周恩來在高度關注農業生產發展的 同時，也十分重視農村生產關係的變革，他堅持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這個馬克思主義基 本原則。1961 年 9 月，他接見西歐一位外賓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是生產關係而言，同時 也表現在生產力上。”“我所說的三個要素，即所有製、分配、勞動關係，組成了生產關係。 這種生產關係的發展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使生產逐漸發展，產品和物資逐漸增加。”他 特別強調：“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指導思想是一切為了有利於生產關係的改進、生產力的 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的效果，即就應該予以糾正。”1962 年初，周 恩來根據上述原則，對劉少奇為黨中央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起草的書麵報告中補寫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話：農村“所有製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這條 意見針對性很強，這是周恩來為糾正自 1958 年以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所推行的脫離生產 力水平、盲目變革生產關係的錯誤的一種努力。
二、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
同農業密切相關的林業建設，也是周恩來一貫關注的事業。他把植樹造林作為百年大計 來抓，他提出的我國林業建設方針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我國林業建設必須堅持以下四點：
第一，首次確定“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的指導方針。周恩來深知國民經濟發展迫切需 要木林，不采伐是不行的。沒有木材，鋼、煤、礦都上不去。但是采伐必須同育林相結合， 不能多於育林。他說過：“用剃光頭的辦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條林區鐵路廢一條， 這怎麼得了！營林是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能吃光了就算，當敗家子。16 年來，全國砍多 於造，是虧了”。“20 世紀還剩下三十幾年，再虧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計，要好好搞。” 他認為林業工作要麵向全國，依靠全黨全民。林業部主要任務是造林，而不是采伐。周恩來 從發展國民經濟的全局、從子孫後代著想，把造林的重要性提到這樣的高度，他指出：“工 業犯了錯誤，一二年就可能轉過來，林業和水利犯了錯誤，多少年也翻不過身來。我最擔心 的，一個是治水治錯了，一個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錯了，樹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說你。” 這是想得多深、看得多遠的見解。他回顧建國十餘年間，全國砍林多於造林，而全國森林覆 蓋率隻有 10％多一點，對這種現狀決不能掉以輕心。他強調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要堅持 到 21 世紀，華北大有可為，西北更是大有可為。
第二，提出林業要統一管理。1950 年 8 月周恩來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林業由於缺乏統 一管理，砍林、毀林情況嚴重，因此，他尖銳地提出：“從林政、林業觀點來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沒有統一計劃、統一管理，隻從地方經營和收入著眼，其害與水利不統一相等， 而時間性更過之。”這是周恩來為林業問題給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寫的一封信，可見，他 對林業管理早在建國之初就擺在何等重要的位置上。
第三，提出造林要兩條腿走路，要依靠 6 億農民。周恩來向林業部提出要把主要力量放 在南北方造林上。他分析北方八省地區大，人口多，樹林少，造林工作搞起來能很快發展。 南方各省條件好，更要做好。南方本來有林，現在一些地方也有水土流失的現象。所以，南 方造林、護林、用林都很重要。在造林工作中要抓好重點。他提出，國營與群眾營林，重點 放在群眾；伐木與育林，重點放在育林；前方與後方，重點放在前方。重點放對了，才能用 得少，造得多。要求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摸出一套林業工作的經驗來。周恩來強調，在西 北地區造林要集中在黃河泥沙主要來源地區，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資很大，功 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來還坦率地批評林業部，到處提倡造林，可是在眼睛鼻子底 下，就是到北京機場這一段路好，而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最難看了。十多年了，要你們在鐵路 兩旁植樹，就是不種，可難看了！他提出與公社結合，委托給他們，分段負責，就能種好管 好。
第四，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來發展造林事業。周恩來中肯地提出：“麵對黃河流域二十 八萬平方公裏水土流失區，隻要有雄心壯誌，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戰勝它。黃土高原是 我們祖宗的搖籃地，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但是這個地方的森林被破壞了。我們不僅要恢複 森林麵貌，而且要發展得更好。”這是周恩來的宏願，也是我們乃至我們的後代堅持不懈長 期努力奮鬥的一大事業。
三、興修水利一定要治本
1972 年 11 月 21 日，周恩來在聽取葛洲壩工程彙報時曾講：“二十年來我關心兩件事： 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係人民生命的大事。”可見，我國的水利建設在他的心目中占 有多麼重要的位置。
首先，確定治水的正確指導思想。
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還不到兩個月，周恩來接見了以當時水利部部長傅作 義、副部長李葆華為首的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的部分代表。周恩來對他們說：“戰爭尚未結 束，國家正在草創。”他用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的故事，勉勵水利工作者為人民除害 造福。周恩來這次講話告訴大家一個信息：在草創國家的藍圖中，治水將是一項重要內容， 次年 8 月，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國家建設計劃 中，首先要做的幾件基本工作，頭等任務是農業方麵。在當時主要是完成土地改革，解放生 產力，然後求得發展。配合農村土改，要同時著手做的工作，第一是興修水利。周恩來正確 提出：“我們不能隻求治標，一定要治本，要把幾條主要河流，如淮河、漢水、黃河、長江 等修治好。”“我們今天必須用大力來治水。”周恩來鼓勵科學家們為我國水利建設多作貢獻， 他說：“從新民主主義開步走，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 周恩來深知，中國特定的自然條件和曆史發展過程，中華民族的發展是與治水分不開的。在 我國曆史上，治水往往成為能夠安邦定國的重大課題。新中國建立起來了，我國 960 萬平方 公裏的國土中，約有 100 萬平方公裏的麵積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護，經常處在水災威脅之 下，而這些正是我國人口最集中、工農業最發達、各大城市的所在地。旱災更是普遍威脅著 全國國土。所以，大禹治水的傳說能世代相傳正是反映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同自然界災害鬥 爭的成功經驗。治水同發展經濟、同社會穩定、同人民生活改善有著極其密切的聯係，絕不 能掉以輕心。周恩來從我國實際出發、牢記曆史經驗，把治水放在治國這個大局中極其重要的地位，這個指導思想十分正確，而且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其次，製定治水的科學指導方針。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勻的，河流輸送的徑流量也是不均衡的。每條大江大河在千百年的流淌中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對人類生活發生的利與害也是各不相同的，這些在全球都是 如此。周恩來深知治水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因此，他要求水利工作者麵對每條大江大河的治 理，必須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縝密從事，萬無一失，兢兢業業，為民造福。 1964 年 12 月 18 日，他在治理黃河會議上講話中指出：“任何經濟建設總會有些未被認識的 規律和未被認識的領域，這是恩格斯說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必須不斷地去 認識，認識了一個，解決一個，還有新的未被認識。自然界中未被認識的事物多過人們已經 認識了的。”周恩來以辯證唯物論的基本觀點教誨水利工作者，堅持從實際出發，要努力認 識水利建設的客觀規律，並按照其要求來改造自然，造福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