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11月下旬到1949年的1月上旬，在整個徐州地區的戰場上，我軍和國民黨軍隊的作戰進入了全麵決戰的階段，中野和華野的全部部隊都投入了戰鬥。在我軍用了11個縱隊的兵力圍殲黃維兵團的同時，還有兩個戰場在同時作戰。就如同劉伯承所說，“這好比一個胃口很大的人上了酒席，嘴裏吃一塊，筷子上夾一塊，眼睛又盯著碗裏的一塊。現在我們是要吃一個（指黃維兵團），夾一個（指杜聿明集團），又要看一個（指李延年、劉汝明兵團）”。12月1日，當圍攻雙堆集的戰鬥正在進行時，陳毅在給粟裕的電話中說：“我們這裏正在收拾黃維這個冤家。你們北邊要把杜聿明抓住，南邊要把李（延年）、劉（汝明）看好。”
黃維兵團在雙堆集被包圍之後的第三天，即11月28日，蔣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南京研究對策。杜聿明認為，如果要救黃維兵團，唯一的辦法就是集中所有力量與解放軍決戰，而要能集中力量與解放軍決戰，其先決條件又是必須要讓黃維堅決守住，把解放軍牽製住，待徐州的部隊從津浦路西邊南下，到達蒙城、渦陽、阜陽地區之後，依托於淮河再向解放軍進攻，與黃維裏應外合，方能解黃維之圍。但是，由國防部第三廳（即作戰廳）廳長郭汝瑰代表國防部提出的方案卻是讓徐州的部隊從津浦路東邊經雙溝、五河南下，待與從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劉汝明兵團會合之後，再行共同去解黃維兵團之圍。
上述兩個方案，看起來隻是從東走和從西走的區別，可實際上的區別遠非如此。郭汝瑰的方案是要集中力量，援救黃維；杜聿明的方案是要保存力量，是否救黃維到時候再說。也就是說，郭汝瑰方案的中心是撤而要打，杜聿明方案的中心是撤而不打。杜聿明認為，從東邊走，有湖沼地帶，行動慢，那邊又有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大量兵力，容易被吃掉。從西邊走，由於西邊的解放軍都集中力量在對付黃維，較為安全，南下之後，能救黃維就去救，不能救就把部隊再向南開進，用來保衛南京。杜聿明之所以要反對郭汝瑰的方案，在杜聿明的心中，還有一個藏了好久又不願意輕易說出來的死結，就是他一直對蔣介石身邊這個高級戰術專家郭汝瑰看不順眼，總懷疑郭汝瑰是暗藏在蔣介石身邊的共產黨地下黨員。所以，在每次討論作戰計劃時，杜聿明的基本態度是，凡是郭汝瑰提出來的計劃他都要反對。而且，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之間，杜聿明總是把郭汝瑰稱作“小鬼”。表麵上看，是因為郭汝瑰個子小，實際上是杜聿明對郭汝瑰心存戒心。
應當說，杜聿明的疑心是有道理又沒有道理。在蔣介石身邊深得信任的這位郭汝瑰雖然也是黃埔五期學生，但卻是川軍係統出身，哪怕他在陸軍大學第10期學習時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受到當時國內公認的第一流軍事家、陸軍大學校長楊傑很高的評價，特意留做陸軍大學戰術教官，但仍然被杜聿明這些自認為是純正黃埔係的天子門生視為雜牌出身。後來郭汝瑰的才能被陳誠所看中，將其從陸軍大學調入王牌軍十八軍，29歲時就成為少將旅長，在抗日戰爭中屢建奇功，被任命為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解放戰爭中，他以當時公認的戰術專家的榮譽，先後擔任了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參謀總長辦公廳副廳長、國防部第五廳廳長。淮海戰役時，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中將軍銜。第三廳即作戰廳，負責製訂各戰場的作戰方案，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各大戰役的作戰計劃初稿都是經他手製訂再交蔣介石審定，其地位與作用不可謂不重要。他會是共產黨員嗎？杜聿明的懷疑正確嗎？
杜聿明的懷疑既正確，又不正確。
郭汝瑰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四川銅梁人，1925年入黃埔軍校五期，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深受周恩來、惲代英等共產黨人的影響。1927年，他受共產黨人吳玉章的指派，到他的堂兄、川軍將領郭汝棟部下任職。1928年，即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就由袁鏡銘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參與籌劃軍事暴動。失敗後潛逃日本，從此與黨組織失去聯係。1945年5月，已經是國民黨軍隊少將軍務署長的郭汝瑰通過好友任廉儒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董必武，他向黨組織提出恢複黨籍的要求。由於他的特殊身份，黨中央雖然一時未批準，但還是決定由任廉儒和他單線聯係，要求他盡可能為黨做一些工作。所以，這時的郭汝瑰雖然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但可以說他是一位共產黨人，因為他已經和黨組織有了聯係，而且已提出了恢複黨籍的要求。郭汝瑰在他的特殊崗位上，為黨提供了鮮為人知的重要軍事情報100多次，起到了一般人難以起到的作用，世人稱之為“國民黨軍隊中最大的紅色間諜”。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以國民黨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的身份，率七十二軍1萬多人在四川宜賓起義，回到了黨和人民的懷抱，出任川南行署交通廳廳長。他要求繼續從事所喜愛的軍事理論教學與研究，遂被調到南京軍事學院任教。直到晚年還主編了大型的《中國軍事史》等，1980年重新入黨，1997年因車禍不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