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前線來了鄧寶珊
正當我天津前線準備發起總攻的時候，傅作義決定派鄧寶珊再次出城進行和平談判。鄧寶珊的出馬，表明了傅作義對談判的態度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鄧寶珊是甘肅秦州（今天水）人，自幼投軍，但在業餘苦讀詩書，其文化素養很高。1910年加入了同盟會，1914年在陝西參加了當時西北地區革命黨人反對袁世凱的著名“華山聚義”，高舉反袁大旗，多次舉行反袁的軍事活動，是西北地區很有威望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也是西北軍中著名的“儒將”。1921年任陝西陸軍暫編第一師團長，1922年成為馮玉祥部國民軍第二軍第七師師長。1924年接受李大釗的意見，與共產黨合作，聘請蘇聯顧問，並任用共產黨員為他的軍官傳習所所長和秘書長。1926年馮玉祥委任他為國民聯軍援陝前敵副總指揮，他在陝西乾縣開辦軍官教導隊，聘請剛從蘇聯歸國的鄧小平為政治教官，對部隊進行民主革命教育。1927年，出任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總司令為於右任），推行國共合作，鄧小平即任他所辦的中山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敗之後，鄧寶珊無意跟隨蔣介石，遂離開了部隊，住於上海。
這時期他與周恩來結識，並一直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有一定的聯係。
九一八事變之後，經於右任的斡旋，蔣介石同意鄧寶珊複出政壇，鄧寶珊經邵力子邀請出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並一度代理甘肅省主席，實際上主持甘肅的軍政事務。1935年，他擔任了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西安事變之後，他讚成張學良、楊虎城的義舉，在楊虎城最困難的時候去西安，幫助楊虎城處理了若幹善後事務。抗日戰爭期間，他先任二十一軍團軍團長，以後任晉陝綏邊區總司令。他與我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多次到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晤談，還讓他的女兒到延安學習。蔣介石發動內戰之後，他不願卷入內戰漩渦，遂回到家中“養病”。由於鄧寶珊和傅作義，還有東北的抗日英雄馬占山曾經結為拜把兄弟（馬是大哥，傅行第二，鄧行第三），此時還有著晉陝綏邊區總司令的名義，所以在傅作義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之後，就請他擔任了副總司令。其實這是傅作義借重他的名義，讓鄧寶珊來幫他處理華北和西北關係中的一些問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為傅作義幫忙，所以並未要求他到北平就職。他不多的部隊仍舊駐在綏遠的包頭以南和陝北的榆林一帶，他本人有時住在蘭州，有時住在包頭。
當傅作義的和平談判處於停滯狀態時，積極主張和平的馬占山（馬占山當年的東北挺進軍已被蔣介石削得差不多了，現在都編入了傅作義的部下，大約有兩個師的力量，馬占山本人已不再擔任軍職。但是由於馬占山這時和中共地下黨有來往，又主張和平，蔣介石下令軍統特務將馬騙來南京或綁架來南京，都未能成功。所以，此時馬占山已經不敢住在自己家裏，而隱藏在著名國畫家陳半丁的家中）就勸傅作義請鄧寶珊出來與共產黨談判。因為在當時談判處於僵局的情況下，很多人都認為，隻有鄧寶珊出馬才能有所突破。一方麵，傅作義比較聽鄧寶珊的意見，鄧可以完全代表傅作義；另一方麵，鄧寶珊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直不錯，是當時傅作義身邊最能被中國共產黨方麵所接受的人選。毛澤東在給林彪的電報中說過“我們希望傅氏能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任的代表”，這層意思也早由我方告訴了傅作義。從各方麵看，鄧寶珊就是這樣一位“有地位的能負責任的代表”。
1948年12月28日，鄧寶珊從包頭飛抵北平，與傅作義做了幾夜長談，又與馬占山做了一番認真的研究。在這期間，北平地下黨的崔月犁在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家中與鄧寶珊做了三次交談。鄧寶珊認為必須走和平之路，但是有人給傅作義建議搞“華北政務委員會”即聯合政府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為這就不是和平解放，而是搞國共聯合，這種方案共產黨不可能接受。有的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是受了美國某些言論的誤導。鄧寶珊力勸傅作義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方案，盡快解決北平問題。傅作義也對鄧說：“抗戰時期，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麵關係較好，聽說中共領導人希望你出麵斡旋，那就請你走一趟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以我軍的巨大勝利而告結束，蔣介石最得力的大將之一杜聿明被俘。這一重大事件對全國特別是對被包圍在平津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震動很大。1949年1月14日，是上次傅作義代表和我方會談時我方給傅作義規定做出答複的最後一天。這一天，傅作義決心請鄧寶珊出馬和原來的談判代表周北峰一道出城，與我方進行第三次談判。這說明，傅作義不得不動真格了，是有了與我方簽訂和平協議的誠心了。
這天上午，周北峰給我平津前線司令部發來了急電：“鄧寶珊將軍和我今日前往，請速指定路線、地點和接頭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