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中央軍委的上述決策，綏遠目前的局勢較為平靜。現在還在董其武管轄之下的綏遠，主要是綏遠的西部，也是綏遠的主要地區，即人們常說的河套地區。
當北平進行和平談判時，董其武對有關情況基本上是知道的。他的態度是看傅作義最後怎麼樣，傅作義怎麼走，他就怎麼走。1月21日，董其武從廣播中聽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就要求傅作義派飛機到歸綏來接他到北平，以便了解更具體的情況。第二天，董其武就到了北平。傅作義詳細向董其武談了當時的情況，並勸告說：“現在局勢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曆史的發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我們要跟上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但是，因為綏遠地處邊區，又是少數民族地區，國民黨的勢力也不小，情況比較複雜，綏遠的路到底該如何走，董其武心中無數。傅作義對董說：綏遠問題如何解決，等他去見了毛澤東之後再說。
傅作義在西柏坡與毛澤東、周恩來等談話時，毛澤東主動提出了綏遠問題。傅作義建議還是和北平一樣，進行和平解放。毛澤東說：完全像北平這樣還不夠，還要更寬鬆一些，更主動、更積極一些，是一種新的方式，就叫“綏遠方式”。先放一下，等待他們起義。綏遠的軍隊嘛，還編兩個軍。我們和董其武將軍先劃個和平線，我們不打過去，他也不打過來，等待董將軍先做好內部工作。另外設個聯絡處，加強聯絡，還要把鐵路連通，把郵政開通，把貿易搞起來，這樣對老百姓有好處嘛！至於起義時間，董其武將軍覺得什麼時候適宜，就什麼時候起義。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以要采取這種“綏遠方式”來解決綏遠問題，從當時戰爭情況看來，有為了集中兵力用於主要方麵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想再創造一種較之解決北平問題更為和緩而寬鬆的方式：既不用大軍包圍、兵臨城下，也不用最後通牒、限期解決。這種方式對於今後在解放全中國的過程中，用來和平解決一些敵方力量不大，我方有絕對把握的地區，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不久，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對於不久前所采取的“北平方式”和即將要采取的“綏遠方式”有了更為明確的闡述：
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製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於反革命遺跡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爭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誌都應當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不動，就是說向這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麵，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製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
這種鬥爭方式對於反革命遺跡和反革命的政治影響，較之北平方式將要保留得較多些，保留的時間也較長些。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跡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這是毫無疑問的。
綏遠問題的解決還沒有開始，毛澤東就為之勾畫出了具體的藍圖。
二、簽訂綏遠和平協議
根據中央關於處理綏遠問題的精神，傅作義和鄧寶珊提出了一個以“暫維現狀，劃定界線，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的步驟。為了進一步具體地就若幹問題加以討論，林彪、聶榮臻、陶鑄和我黨長期在晉綏地區工作的原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與政委李井泉一道，於1949年3月23日在北京飯店宴請了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雙方同意，成立一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具體協商有關劃界、交通、金融、貿易、郵政以及我方派遣駐綏聯絡機構等問題。雙方提出參加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各三人，我方代表是中共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中共華北局秘書長張友漁、中共蒙綏區委城工部長潘紀文（潘紀文早在1938年就曾被中共派為住傅作義部隊的代表，並擔任了三十五軍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與傅作義部很熟）。傅作義方麵的代表，仍然是他手下長期與我方打交道的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中共中央起初決定關於綏遠的談判是由賀龍主持，後來考慮到賀龍要率軍南下，所以還是改為華北局和華北軍區的聶榮臻和薄一波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