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派的瘋狂活動在7月24日到達了高潮。這一天，我聯絡處鐵路組秘書王士鑫和王保堂、光棣、陶俊等4人行經歸綏警備司令部門口時，被3個特務攔住去路，強行搜身，受到我方的嚴厲斥責。由於大街上圍觀的群眾很多，特務未敢輕舉妄動。但這幾個特務一直跟隨到新城和舊城之間的慈善堂，和事先埋伏在那裏的十幾個暴徒會合之後，向我方人員開槍並投擲手榴彈，王士鑫因受傷過重而犧牲，陶俊右腿負傷。
當我聯絡處其他同誌趕到並將王士鑫和陶俊送到省立醫院時，猖狂的特務分子竟然給醫院打電話，不準醫院醫治。這就是當時震驚綏遠的“七二四”事件。事後查明，這次事件的主謀就是劉萬春部下的二五八師政工主任趙元德，行凶主犯是二五八師的連長、劉萬春原來的馬弁李錫慶。
“七二四”事件，引起了各方麵的震動。從我黨方麵來講，毛澤東就此事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綏遠解放，用綏遠方式不變。”
華北局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三項決定：（一）聯絡處多數同誌撤回豐鎮，留下三個同誌在魯誌浩領導下堅持工作，堅決不撤出歸綏；（二）對王士鑫烈士隻開追悼會，不搞遊行；（三）實行綏遠方式不變，一切來往照舊。就董其武方麵來講，將我聯絡處搬到更安全一些的原來蒙古德王府內辦公，派他的衛隊擔任警衛。這以後，我聯絡處的同誌又陸續進入歸綏，我綏遠省委增派了工作人員到歸綏，充分發動群眾，用廣大群眾熱愛和平的力量，逐漸將一小撮反動分子的囂張氣焰壓了下去。
四、傅作義親赴綏遠
在綏遠形勢十分微妙的時刻，傅作義本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深知自己責任重大。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末尾寫道：
因情況已到了非仇即友的緊急階段，反動派必出以破壞手段，並可能有少數分子受閻（按：指山西閻錫山的殘餘勢力）利用，對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變故。為免除問題拖延夜長夢多計，我的意見，綏遠問題必須迅速徹底解決，俾能在最近時期內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把立場站過來，仍繼續加緊思想教育，至適當時機即可配合解放軍作戰，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況急迫，請主席再予以特別之支持，軍事應如何？政治應如何？經費應如何？
指派人員擬定一具體方案，付諸實施，徹底執行，使綏遠部隊能有機會配合其他解放軍向寧、青、甘進擊，分擔解放大西北之光榮任務。
在這封信之後，還附有王克俊從歸綏發來的要求傅作義親自去綏遠的電報。
兩天之後，毛澤東在聶榮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見了傅作義和鄧寶珊，肯定了傅的意見，明確表示要按傅的意見辦。8月初，毛澤東再次接見傅作義，要他和鄧寶珊一同去綏遠，和平解決綏遠問題。毛澤東還告訴傅作義：“綏遠起義後，用不著軍管方式，可設軍政委員會，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在聶榮臻和薄一波的主持下，華北局和華北軍區為傅作義和鄧寶珊去綏遠召開了專門會議，並邀請傅作義身邊的周北峰和閻又文參加，對各方麵問題進行了仔細研究，做了認真的準備。首先是安全問題。為此，由傅作義部下原三十五軍的師長馮梓秘密入綏，見到董其武部主力獨立七師師長張世珍，選定了位於歸綏和包頭之間的美岱召（按：蒙古族把寺廟稱為召）作為住所，那裏原來是土默特部首領阿勒特汗在土默川修建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廟，周圍建有石麵土心的城牆，四角建有角樓，背靠大青山，麵臨土默川大平原，南麵就是黃河，風景優美，環境清幽。張世珍調獨立七師的一個加強團前來擔任警衛。在去歸綏的路上，則準備了一列專用的鐵甲列車。其次是經費問題。由中國人民銀行撥出現大洋15萬元，傅作義又從他原來部隊的“奮鬥基金”中提出5萬元，共攜帶現大洋20萬元。同時還帶去了一個車皮的布匹。
8月20日，傅作義和鄧寶珊攜帶著毛澤東寫的“不以武力解決綏遠問題”的親筆信，及其隨員李世傑、王克俊、閻又文、袁慶榮等，在我駐綏聯絡處主任潘紀文的陪同下，離開北平去綏遠。聶榮臻和薄一波親到前門車站送行。華北軍區派出一個營的警衛，隨車前往。車到豐鎮，受到我綏遠省委和省政府領導人高克林、楊植霖等的熱情接待。車到旗下營，又受到我綏遠省軍區領導人姚哲、裴周玉等的熱烈歡迎。在旗下營，我軍的警衛營將警衛任務移交給董其武派來的由衛景林率領的警衛營。當鐵甲列車到達歸綏時，全城戒嚴，董其武率所有高級文武官員到車站迎接，與傅作義已經不是一條心的劉萬春等也不敢不到車站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