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政權歡天喜地地接管北平的時候，也並不是處處順利，和平解放的進程也並不是沒有曲折。這方麵的具體事例不少，例如作為和平解放北平進程中最重要角色的傅作義，就出現過一次反複。
可能很少有人能夠想到，就在我軍舉行盛大入城式、萬眾歡騰的2月3日，傅作義卻給林彪和羅榮桓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說：我在解放戰爭中追隨蔣介石，負有罪責，應受人民的懲處。請對我個人按戰犯加以懲處，請指定看守所，我主動去報到。
很明顯，這時的傅作義內心充滿了疑慮，而且與他這一段時間的情緒迥然有別。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緒出現？從深層次的原因說，作為一個國民黨軍隊的二級上將（按：國民黨軍隊中最高軍銜為上將，上將又分為幾等。
蔣介石一人是特級上將，然後是一級上將，一級上將總數隻有10餘人，除去國民黨軍界的元老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張學良、何應欽等人之外，隻有如顧祝同、陳誠等少數幾人。二級上將也隻有不到20人，多數也都是元老級人物，如程潛、張發奎、張治中、衛立煌、劉峙等，連胡宗南、湯恩伯等蔣介石手下的一方主帥也隻是一般上將，至於領兵作戰的主要幹將如杜聿明、黃維、宋希濂等都隻是中將），作為曾與我黨我軍長期作戰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傅作義，要能真正與我黨我軍走在一條路上，沒有反複和曲折是不可能的，他本人不經過艱難痛苦的思想鬥爭過程也是不可能的。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就看得很清楚。說起來真有點巧合，就在傅作義寫這封信的2月3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彭真的一封電報中就特地叮囑說：“入城後，請林彪和傅、鄧見麵扯開談一次”，就是估計到傅作義和鄧寶珊等人還會出現若幹問題，要林彪等注意認真去做些思想工作。
當然，也不否認，在各種事務急速發展、千頭萬緒的時刻，我們也可能有個別同誌在某些問題上處理不周，也有可能讓傅作義在某些問題上產生誤解，一時想不開的情況發生。例如：按照和平協議，我軍陸續將被俘的國民黨軍高級軍官予以釋放，可是在張家口戰役中被俘的原察哈爾省保安副司令靳書科等高級軍政人員就沒被及時釋放，原因是我們在當地的負責人認為這些人的民憤很大，便自作主張，沒有認真執行上級的有關指示。
傅作義的家屬住在西交民巷一家銀行宿舍裏，我軍管會接管銀行的人員認為他們不能再在銀行中住宿，要求他們遷出，這讓傅作義感到無法接受。
有一天鄧寶珊有事出城，竟被我軍戰士扣留，一名小戰士還問他：
“你是不是反動派？”
我新成立的西城區人民政府在執行關於限期讓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組織的所有人員前往登記的政策時，由於搞不清軍統人員和軍政人員的區別，曾經打電話到傅作義在五棵鬆的辦公處，要傅作義等人前去登記。
上述這些情況都很快反映到聯合辦事處，陶鑄得知以後，也都已經一一做了處理，除了對有關工作人員作了批評，還到傅作義處當麵向他做了解釋，向他道歉。但是並未能消除他心中較深的疑慮。在這種情況下，一封信讓他的不滿情緒來了個大爆發。這封信，就是由毛澤東執筆，以我平津前線司令部林彪司令員和羅榮桓政委的名義在1月16日寫給傅作義，而當時又因為鄧寶珊認為措辭較為激烈，故而就未及時交給傅作義的那封信。
1月25日，蘇靜回到通縣宋莊，向平津前線總前委彙報工作。羅榮桓政委問他由鄧寶珊轉交給傅作義的信，交給傅作義看了沒有？蘇靜說不清楚。羅榮桓就叫蘇靜回城後去催問一下，務必在兩天之內讓傅作義看到這封信。蘇靜回到城裏，就向鄧寶珊打聽此事，鄧寶珊說還未轉交，蘇靜立刻就同鄧寶珊一道去看望傅作義，恰好傅家有客，傅作義正在和李明灝談話。當蘇靜和傅作義談話時，鄧寶珊就進到內室，把信交給了傅冬菊，要她把信交給傅作義。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傅作義當時並未看這封信。可是，1月31日晚上，我新華社廣播了這封信，第二天我《人民日報》刊載了這封信。傅作義是在報上才看到這封寫給他的信。由於這封信是在半個月前還在談判的進行中寫的，是傅作義還在和平解放北平猶豫之時寫的，所以措辭比較激烈（後來林彪把它稱為“通牒”），現在又公開發表了，這就使得傅作義感到無法接受，故而怒氣大發，才提筆寫下了2月3日的那封要求進看守所的信。
新華社在播發這封信時，稱之為《林彪、羅榮桓致傅作義的公函》，並有一個“附記”。“附記”說：“此公函係1949年1月16日在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當麵交給傅作義的談判代表鄧寶珊將軍和周北峰將軍的。當日鄧寶珊將軍偕林彪將軍的代表入城聯絡，傅作義將軍即決心接受人民解放軍的指示，願令其所部出城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此後數日，又經數度接洽，解決了關於雙方交接過渡期間的若幹問題。傅作義將軍於21日將協議諸點（但不完全）經國民黨中央社公告，傅部即於22日開始履行協議。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動完畢，人民解放軍開始入城接受北平防務。”從這個“附記”看來，新華社發表這個公函的目的，本是為了對這段時間的和平進程做一個回顧，將這份公函作為一份重要的文件而公之於眾。那麼，這份公函的內容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