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鍾廣林這樣開明和廉潔的地方官員，才讓劉永行兄弟這樣優秀的私營企業家茁壯成長起來，並帶動大家致富，最後把新津縣從一個貧困縣一舉變成全國的養殖大縣。
逐漸地，縣以上的各級領導也開始注意到新津縣的繁榮景象，於是紛紛光臨視察：
1985年3月，四川省省長楊析綜到育新育種場視察，並鼓勵陳育新帶領周圍群眾走出一條共同致富的路子來；
1985年4月，省委副書記馮源前來調研；
1985年11月，省委常委謝世傑到新津調查農村體製改革，縣委把古家村作為典型推薦給他；
1986年4月11日，四川省委書記楊汝貸視察了育新良種場；
1987年1月22日，四川省省長蔣民寬視察育新良種場並題詞：“在農村致富的道路上，需要千千萬萬像你們這樣的帶頭人”
……
正是劉永行兄弟極具智慧與技巧的商業模式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讓各級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平民百姓形成了一個互惠互利、共創共贏的良性經濟生態環境。
實現共同富裕的構想
如何讓國民盡快脫離貧困、變得富裕起來，這也一直是當時政府最高領導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湊巧的是，正是在這幾年時間裏，劉永行兄弟帶領一方鄉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無論是鄉鎮企業的代表魯冠球，還是私營企業的代表劉永行兄弟，他們不但讓各級地方官員有了切實的政績，也讓最高的領導人的偉大構想有了最鮮活的實例。
1986年11月，全國的“星火計劃”工作會議在成都召開，陳育新作為私營企業主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完後，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率領著省市領導一起到正在大力發展養殖業的新津縣古家村去視察。
宋健看到，這個過去貧困落後的村子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景象：一幢幢的新建小洋房掩隱在綠樹與翠竹之中，村中新修了街道，馬路上車來人往，人們的臉上是自信與幸福的微笑……
宋健看到這些心裏很激動，就在劉家四兄弟的養殖場辦公室裏提筆寫下了一行大字：“中國經濟的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臨走時，這位領導人再三地叮囑兄弟四人，“你們放心大膽地幹吧。我希望下一次見你們時，你們已幹得更出色了！”
劉永行兄弟當時感動得湧出了眼淚——他們沒想到國務院領導會這麼器重他們這四個農家子弟，會對他們辦養殖場給予那麼高的評價，四兄弟為此興奮得整整一夜都沒睡著。
要知道，在當時，私營企業經濟還是有不小爭議的，因為人們長期接受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教育，認為私營企業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這些落後固化的思想，導致在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一係列務實的、現實的政策（包括對私營企業的政策）無法出台。即使出台了，在貫徹中也會遇到很多障礙，這讓建設現代化的任務無法順利進行。
慶幸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逐漸形成，並在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上得到確立，這打破了過去“一大兩公”的“左”的觀念，從而為私營經濟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
從1984年起擔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一直是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堅定堅持者。他對知識分子創業尤其關注，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在北京中關村湧現的科技人員創辦企業的熱潮。不太為外界所知的是，“民營企業”這個提法，就是宋健所提倡使用的，這個稱謂智慧地回避了當時比較敏感的“私營”兩個字。
宋健的這番視察和談話，對劉永行兄弟的事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使當時對育新良種場的發展持不同看法的各級地方官員迅速統一了思想，為他們企業的繼續發展掃除了很多阻礙。此後，各級地方政府對劉永行兄弟的事業的支持更為堅定和有力了。
興奮和感謝之餘，劉永行四兄弟決定從宋老的題字中，取用一個充滿美好前景的詞來重新命名自己的養殖場，那就是“希望”。
從此，一條希望之路將在他們的腳下延伸，前麵是更為美好和廣闊的風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