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在來到愛爾蘭之前，在撒哈拉生活過一段時間。那時候，撒哈拉早已不是西屬領地了。他是因為工作去的，住在當地難民營帳篷裏，睡在沙地上，一個星期隻能洗一次澡，走出門，盡是荒涼的金黃色沙丘。這裏常年不下雨，白日炎熱至極，夜晚卻極度冰涼。他的工作是幫助這一帶的居民重建生活，打水送藥樣樣都做。
他給我看過那時候拍下的幾張照片，照片裏的他胡子刮得很幹淨，全然是個青少年的模樣。在帳篷裏，沒有電燈，點著蠟燭，他搭著一個瘦小男孩的肩膀，男孩笑得很開心。還有一張照片是男孩的父親在倒茶，在沙漠裏，從不喝茶的樹養成了喝茶的習慣。
他常告訴我，在撒哈拉的生活沒有那麼浪漫，並不是我腦海裏的那片溫柔的細沙，漫天的繁星，也沒有穿白裙赤腳行走的少女。“在那裏，上廁所需要走到居民聚集地中央區域的帳篷，一間給男人用，一間給女人用，進去就是一個坑，要小心地對準，裏麵全是蒼蠅，惡臭迎麵直逼。在沙漠裏，大家都是赤腳的，很多小孩子連衣服都沒有……”
即便如此，對撒哈拉我仍然充滿了神往。沒有前世故鄉的留戀，更沒有必須到此一遊的使命感，有的不過是融合成為大自然一部分的那股“塵歸塵，土歸土”的情懷。
從荷蘭畢業之後，我便來到了巴塞羅那生活與工作。在此期間，我開始閱讀三毛的作品。我發現，我們在青少年時期的自閉以及叛逆期的敏感驚人的相似，對於撒哈拉沙漠以及語言學習也是同樣的熱愛。我開始對旅行產生了濃厚的單方麵友誼，還有炙熱的西班牙情結。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當我還未曾知道三毛時，我和樹在葡萄牙屬地馬黛拉小島上，竟然拍了一張和三毛荷西當年相似的合影，而且我們同樣在三月出生。
我想，這一切都是三毛善意的祝福吧。那一刻，她就是那道光，指引我走上這條遇見真實自己的路。
得知三毛與荷西在撒哈拉獨立戰爭時飛往了加納利海島定居，此後荷西又在鄰島溺水身亡，對西班牙在非洲的這塊屬地，我充滿了無限的向往。十一月我在決定聖誕節前旅行時，便開始四處尋找關於加納利的資訊。與此同時，吸引我的是加納利海島南端的大片沙漠，沙漠連接著大西洋，這會是怎樣神奇的情景呢?
加納利與撒哈拉隔海相望，兩邊分享著同樣的天氣，十二月還能穿著比基尼，而且在加納利的夜晚，抬頭可以看見與撒哈拉同樣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