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也怪不得玄宗會大力提拔張說，因為他這個人確實有才。
張說開元九年年底回朝，第二年就在軍事上推行了兩項重大改革，這兩項改革最終都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第三年上半年，又在文化建設、政治宣傳方麵開創了嶄新局麵，下半年，又對宰相製度進行了改革；第四年，又“首建封禪之議”，並且積極籌劃，一手操辦，終於在次年成功舉行了泰山封禪。
在有唐一代將近三百年的曆史上，張說的上述舉措幾乎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尤其是在他的首倡和籌劃下，於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舉行的泰山封禪，更是大唐全盛時代來臨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下麵，就讓我們近距離地看一看，作為一個文武兼濟的全能型宰相，張說是如何從軍事、經濟、文化、政治等多方麵，幫玄宗打造一個巍巍煌煌的太平盛世的……
由於張說在邊疆任職多年，對帝國的邊防事務了如指掌，對其中存在的積弊更是洞若觀火，所以他複相之後的第一個重大舉措，就是對冗員充斥的邊防部隊實施了大規模裁員，讓裁撤下來的這些人員全部返鄉務農。
此次裁軍人數說出來令人咋舌——足足有二十多萬！
當時唐朝的邊防軍總數不過六十幾萬，這一裁等於裁掉了三分之一。乍一看，這對於一個邊境線漫長、強敵環伺、邊患頻仍的帝國而言，實在是有點傷筋動骨的危險。自從高宗末年，武曌當政以來，帝國在軍事上就頻頻失利，幾乎同時遭到來自各個方向的軍事威脅。西線有吐蕃王國的強勢崛起，北方有東突厥第二汗國的死灰複燃和急速擴張，東北有奚和契丹的叛亂，在西域又與西突厥反複爭奪，連年征戰……盡管到了開元時代，大唐帝國與各條戰線上的對手們基本上都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但是強敵環伺、邊患頻仍的局麵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因此，當張說向玄宗提出這項裁軍建議的時候，玄宗心裏頓時充滿了疑慮。
二十多萬？
一下子裁這麼多人，是不是有點傷筋動骨了？
然而，在張說看來，這二十多萬邊防戍卒既非筋，也非骨，隻能說是一堆可有可無的爛肉。
為什麼這麼說？
張說向玄宗道出了實情。他說：“陛下，臣久在疆場，十分清楚邊防軍的情況。那麼多邊防戍卒，其實並不都是在捍衛邊疆的，而是將帥們用以自保的私人武裝和任意驅使的工具罷了。而且，兵貴精不貴多，真的要禦敵製勝，根本不需要這麼多人。與其白白浪費這些勞動力，妨礙農業生產，還不如讓他們回家種田。陛下如果不放心，臣願意以闔家一百多口人作擔保！”（《舊唐書·張說傳》）
玄宗經過慎重考慮，最後還是同意了張說的裁軍計劃。
就這樣，張說這個“朝廷大手筆”振臂一揮，二十多萬人就卸甲歸田了。
在古代，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命脈，這二十多萬青壯勞力返鄉務農，無疑可以成為農業生產的一支生力軍。所以，盡管裁軍舉措表麵上是屬於國防政策，但實際上所產生的有利影響卻是體現在經濟方麵。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說新官上任燒的這第一把火，其實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開元時代的經濟發展，影響殊為深遠。
緊繼裁軍行動之後，張說在軍事上推行的第二項根本性的改革就是——改“府兵製”為“募兵製”。
府兵製起源於西魏，完善於北周，是宇文泰創立的一項“兵農合一，寓兵於農”的兵役製度，被隋、唐沿用，至玄宗開元年間，這項製度已經實行了一百七十餘年。按府兵製規定，凡二十至六十歲的農民，平時在家務農，農閑時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奉調出征，每年還須輪番宿衛京師，並輪流到邊疆鎮戍。
顯而易見，府兵製最大的好處就是：國家不用養兵，可以省卻一大筆國防開支。但是，最大的弊端也在這裏。按規定，府兵出征時的武器、裝備、糧食、日常用品等等，一切均需自備。這固然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可對於個人卻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重負。為國家賣命打仗，還要花自己的錢，這在今天的人看來無異於天方夜譚，可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的。
唐朝初年，國力強盛，社會穩定，製度比較健全，府兵雖然負擔重，但他們可以在均田製的基礎上分配到足夠的農田，本人還可免除租賦徭役，而且無論是出征還是宿衛，都有嚴格的製度保障，兵役一結束便可回家務農，因此經濟相對比較優裕。然而，到了高宗末年和武曌時代，豪強兼並之風大起，均田製逐漸破壞，府兵很難分配到足額的田產，加之國家連年征戰，府兵家屬承擔的租賦徭役日重，而府兵出征戍邊的時間又嚴重逾期，往往是壯年應征而白首未歸，導致家中田地經年拋荒，府兵及其家屬普遍陷入貧困，甚至瀕臨破產邊緣。
在此情況下，無論是在役的府兵還是即將服役的適齡青年，要想讓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辦法，就隻有一個字——逃！
隻有帶上妻兒老小，逃離他們的戶籍所在地，跑到別的地方墾殖開荒，他們才能活命。就算日子依然困窘，但至少不會戰死，不會餓死，而且一家人還可以在一起，不用承受生離死別之痛。
從武周時代起，戶口逃亡現象已經非常嚴重，府兵製漸趨衰敗。及至玄宗開元初年，逃亡人口有增無減，府兵製更是名存實亡，根本抽調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宿衛京師。（《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說向玄宗提出了改革兵役製度的建議。他采取的辦法是：麵向全國的所有青壯年公開招募，不問背景，不問資曆，不追查過去，並提供優厚待遇。張說相信，隻要采取這種新的兵役製度，已經逃亡的府兵必定會爭先恐後地前來應征。
開元十年（公元722年）九月，玄宗采納了張說的建議，開始實行募兵製。果然不出張說所料，短短旬日之間，朝廷便招募了足足十三萬精兵。
至此，已經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實行了一百七十餘年的府兵製，正式退出曆史舞台，被募兵製所取代。
“兵農之分，從此始矣”。（《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張說的這項改革，不僅使國家的兵源得以恢複，使軍隊實現了職業化，大幅提高了兵員的專業素質，而且徹底消除了老百姓的兵役負擔，讓大量的青壯勞力回到了田間地頭，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農業生產和經濟繁榮。因此，此舉跟裁軍一樣，其意義絕不僅限於軍事領域，而是一項於國於民都有極大利益的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