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政法大學的蔡定劍教授到中國新聞周刊雜誌社開會，他向雜誌的編輯提到，他們正在做一個如何促進大學生就業的研究。編輯部覺得大學生就業的選題值得做一做，何忠洲接下了這個選題。
從1999年大學擴招開始，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每年都是炒得特別熱的新聞話題，而大學教育已經不再是所謂的“精英教育”。
何忠洲1998年來北京上大學，2002年畢業。他親身感受到了大學生就業逐年變難的過程。何忠洲讀的是師範類，本科畢業時，他和同學要進入北師大二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這樣比較好的中學教書都還不是很困難。但是有的同學繼續讀了兩年教育碩士之後，卻幾乎無法進入上述的中學了。“就那麼一兩年，就業環境變化非常大。”何忠洲回憶說。
對於大學畢業生就業難之原因的追問往往止於表麵。除了擴招本身外，原因更多地被指向大學畢業生就業心態上，如不願意往下走、眼高手低、“高分低能”等等自身問題。但是，何忠洲從來都不認為這是態度問題造成的。
此時的何忠洲隱隱感覺到：“一種對自我的懷疑，進而會引發他們對整個就業結構的思考。他們慢慢會形成一股力量。”2007年，何忠洲想看看這種判斷是否已成現實，那股力量是否已然形成。
帶著這個問號，何忠洲來到了唐家嶺，接觸到了李竟一群人。碰到主人公李竟時，何忠洲正在街上亂逛，那會兒還沒到下班時間。李竟正在一個熟食棚裏，狼吞虎咽一碗牛肉麵。何忠洲看他沒什麼事就上前搭訕：“你沒上班啊？”
何忠洲在唐家嶺前前後後接觸了不少住在那裏的大學畢業生。在他們之中，李竟並沒有傳奇的經曆和張揚的個性。但是，何忠洲看到，在他的身上有著20多歲年輕人共有的東西：有夢想，還積極向上，又很迷茫，不知道出路在哪兒……
他們的理想和現實生活之間存在很大差距，曾經被叫做“天之驕子”的他們目睹了“繁華與破敗的對比，體驗了更多驕傲與低鄙的落差”。在李竟家中采訪時，何忠洲說了一句“你家裏收拾得很幹淨啊”，卻立刻得到了李竟的糾正：“住的地方，哪能稱家呢？”
這些年輕人聚集到一起，形成群落。他們更容易對自身的命運與境遇進行反思，發現原來不隻是自己畢業了找不到好工作、租不起好房子，原來大家都是這樣，那這還是因為自己眼高手低嗎？何忠洲認為，這個群落在一定基礎上互相磨合，就會產生自我認同，進而產生群體意識，最終將形成影響社會的力量。
但在2007年，甚至今天，何忠洲覺得那股力量還未真正的形成。
“離不開北京，這很悲哀”
2009年年末的唐家嶺一度成為“蟻族”聚居村的代表。媒體、政協委員紛紛來到唐家嶺。但在當年著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選題時，何忠洲還不知道在北京有一個唐家嶺。
當時，何忠洲和他的一個朋友說起他的采訪，朋友的愛人碰巧曾在唐家嶺開店。朋友說，你可以去唐家嶺看看。
第一次去唐家嶺，何忠洲下車之後，就近在一個小旅館住下了。旅館後麵是一排小平房，也有二層小樓，但顯然都是私搭亂建的建築。
“相當於一個城鄉結合部。”何忠洲這樣定義唐家嶺的環境。在他看來，唐家嶺和所有的城鄉結合部一樣：混亂，在混亂中又顯出某種繁榮的氣象。對於那裏的場景，何忠洲是很熟悉的。街麵很髒、混亂，人群擁擠，特別是在下班時間。晚上，大排檔很熱鬧……
“住在唐家嶺一定程度上是個理性選擇，唐家嶺條件差，但是便宜。城市化過程中，中心城區越來越貴，住在唐家嶺那裏的人們屬於被城市拋棄的。”
何忠洲懷念他剛到北京上大學的1998年，“那會兒的北京就那麼大”，連南三環都沒有什麼人去。何忠洲和同學可以騎著自行車到處跑，參加所有的活動。之後他目睹了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龐大，高樓越來越多。
聚居村體現了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不斷把弱勢群體拋出去。被“踢”出去的大學畢業生隻能住在城市周邊，本質上過著和農民工一樣的生活。聚居村的大學畢業生成為城市發展過程的承受者。“恐怕越往後，大學畢業生的情況會越糟糕。”
何忠洲曾在北京郊區住了一圈，最終在燕郊買了房。“我想逃離北京。”但是，他還要靠這兒生活，他的工作、社會關係都在這兒，雖然他“不願意進城”。
何忠洲是湖北人，對家鄉很有感情。他也希望可以回到家鄉，對家鄉有所回報。但是，他發現沒有故鄉可以回去，機會全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我們離不開北京，這點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