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回到1949年10月末發生在重慶的那一段大屠殺的現場吧。
話及徐遠舉派出的特務們從渣滓洞提押華健、雷震、藍蒂裕、成善謀等“要犯”後，不一會兒囚車便到了白公館。在這裏，特務們要提斃的是五個人，其中，中共《挺進報》特支書記陳然和中共重慶北區工委宣傳委員王樸顯然也是此次“公審”的“要犯”。
當敵人在渣滓洞提人時，白公館內的陳然、王樸等“獄犯”並不知道這一天是他們與黨和同誌們訣別的最後時刻。
“陳然嫻靜得像一個大姑娘一樣，而鬥爭非常英勇。”這是大特務徐遠舉在解放後寫的“自首”中所描述的一句話。
《紅岩》中的成崗是我們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陳然是位小職員家庭出身的好男兒，小時候有個“香哥”的乳名。陳然出生不久，其父親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後陳然的父親因調到上海海關工作，所以全家又遷往上海。幼年時代的陳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長大的，民族之恨深植於他幼小的心靈。1939年，16歲的陳然在鄂西前線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開始了一條革命之路。1940年末，組織上安排陳然到重慶工作，碰巧此時他父親也因為工作變動被調到重慶，山城從此成了陳家的安身之地。之後的陳然成了職業革命者，他時而到工人中發展黨員，時而到學生中宣傳進步思想。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撤出重慶之後，《新華日報》等機構也隨之離開山城，一時反動勢力非常囂張，中共活動徹底轉入地下。陳然則以辦刊物的形式繼續從事地下宣傳活動。在嚴酷的鬥爭中，特別是與在組織失去兩年多聯係的情況下，陳然依舊積極活動，同敵人周旋於山城的每一個角落。
陳然是位辦報的能手，曾經在何其芳同誌領導下擔任過《彷徨》的編輯組稿工作，團結和教育了一批重慶進步青年。隨著重慶地下鬥爭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所有進步報刊不管是地下的還是公開的都成了特務們的眼中盯。堅持鬥爭的陳然等共產黨人從秘密渠道獲得了一份叫《群眾》的周刊[《群眾》周刊是南方局出版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刊物，抗戰期間在重慶辦刊，後改到香港出版。]，同時還收到了從香港寄來的油印《新華社電訊稿》。
“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奮人心了，應當傳播出去，讓敵人發抖去吧！”於是陳然有了與他的同誌一起辦一份宣傳革命勝利消息的地下報紙的想法。
油印的無名小報剛出幾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黨重慶市委的注意。市委通過間接的關係來了解這個報是些什麼人搞的，當獲悉是失散的共產黨員劉鎔鑄、陳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決定正式接管這張小報。
“太好了！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陳然熱淚盈眶，低聲唱起了《國際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不久決定把報紙命名為《挺進報》，作為市委的機關報，由市委委員彭詠梧同誌負責領導（彭即為江竹筠的丈夫）。當時重慶市委規定《挺進報》主要刊登新華社電訊，一般不發表什麼文章。而由市委領導的另一係統的同誌也籌辦了一個十六開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是發表文章的。兩份中共地下黨報刊，成為在黑暗中刺向敵人心髒的兩把利劍。
《挺進報》的稿源是地下黨從地下電台抄錄新華通訊社的電訊稿。陳然並不知道是誰在做這項秘密的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候才知道原來是一個叫成善謀的共產黨員。其實，陳然平時就認識在重慶開一家商鋪的“老板”成善謀，隻是不知道是他在當他的《挺進報》“上家”。
地下黨的秘密紀律就是這樣嚴密。有時就連身邊的同誌，也並不知道相互之間的真實身份。
陳然負責《挺進報》的印刷兼一部分發行。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動提出把《挺進報》的工作地點設在他家裏。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國糧食公司一個小機修廠的管理員，地點在重慶野貓溪，比較僻靜。廠裏除了七八個工人外，就隻有他一個人負責管理。他建議住在廠裏，環境單純，作為秘密工作地點十分適宜，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見。後來由於叛徒的出賣，他是在家裏剛印刷完新一期《挺進報》時被特務們逮捕的。
徐遠舉抓到陳然和獲取剛印刷好的《挺進報》，以為是逮住了中共重慶市委的一條“大魚”，所以不擇手段，一直對陳然加以重刑，以換取更重要的情報。
被捕的當晚，陳然就被連夜審訊。結果是，陳然隻承認他是共產黨員，《挺進報》是他一個人辦的，其他什麼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