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起當年白公館大屠殺後的情形時，他這麼說：“雷天元帶著便衣們到渣滓洞去後，白公館這邊就亂了，也沒有我們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說這咋辦呢？我們幾個看守的很恐慌。獄中的那些人又在緊張地問我們咋解決，‘是殺，是放？’我隻能說隻有聽候命令，羅廣斌他們就說：‘楊班長救了我們吧，開開門我們一起走吧！’又說：‘你隻要把我們救出去，保證你沒啥問題。’我說，‘天還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約十來點鍾的樣子，我告訴警衛把東西收拾好，就到樓下和羅廣斌他們定了個計：我說到時我出去把崗撤了，我們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鎖打開，把白公館的院門閉好，然後將把鎖好好地掛在門上——其實是假鎖著。我再到樓上蹬三下腳，你們聽到這一暗號後，再等上十幾分鍾等我們的崗哨撤了你們就出去，順便把門上的鎖扔了，各跑各的。我當時心裏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麵的人看到了，一看鎖是扔掉，就會認為是監獄裏的犯人把鎖砸開的，這樣我的責任就輕了。計謀定下後，羅廣斌、李蔭楓對我說，‘你出去後千萬別跟國民黨的部隊跑，如果那樣，你走到哪裏也跑不了。’李蔭楓還說，‘你出去到我家裏住，解放了我們會再見的。’我說‘中，我堅決不跟部隊走。’說完上麵這番話，我就出去和三班長安文芳把哨崗撤了。這時，我又假裝拿東西，到樓上蹬了三下腳。出來後我和三班長一幫人就往市裏跑。一路上，有的人爬上汽車，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沒有走。11月30號，解放軍部隊就到了重慶市裏。又過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見解放軍貼出的布告叫我們這些國民黨的散兵殘餘去登記，我就到軍管會登記了，當時還交了一隻美國左輪手槍，後來在街上碰見羅廣斌、楊其昌、周居正他們，還有那個女的和她的兩個小孩，他們說叫我到脫險同誌招待處去登記。我又去了。再後來我就回了河南老家當農民，接受改造……”楊欽典的問題在羅廣斌等同誌的證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確處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產黨人爭取過來的李育生，是四川綿陽人，販過大煙，開過鋪子，還當過土匪、袍哥，因為盜賣軍統物資，1946年被捕入獄關進白公館。他為人仗義、豪爽、熱情、肯幫忙，平時最喜歡同“政治犯”們交往，獄中革命者也經常給他講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關押一年多後，就被安排在白公館內做雜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飯、購物什麼都幹，利用這些機會，他為難友們做了些傳書帶信的工作，大家都非常喜歡和信任他。大屠殺之前幾個月，獄方要他取保釋放，但黃顯聲、譚沈明等都勸他不要走，將來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來，繼續暗中幫助難友們。
聽了楊欽典說的情況後，羅廣斌他們乘機給楊欽典做工作，勸他不要跟國民黨部隊走，把這19個人救出去立功贖罪，解放後保證為他證明，並為他解決工作。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楊欽典終於把門鎖打開，但未取下。為了穩妥起見，楊欽典與羅廣斌約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樓觀察動靜，下麵的人聽到樓上跺腳三下的信號就把鎖取下跑出去。
牢房裏的16個人，個個屏住呼吸，靜靜等待著生死攸關的信號。突然，樓上傳來“咚、咚、咚”三下響聲，幾秒鍾的沉寂後，牢房裏出現了一陣騷動，大難不死的難友們緊緊擁抱，淚飛如雨。在這緊要關頭，羅廣斌站出來宣布：“我是共產黨員，同誌們聽我指揮。越是緊要關頭，越是要沉著冷靜。”緊接著，他把突圍的路線告訴大家。並按身體強弱搭配，分編小組，指定周居正、李蔭楓上樓照顧郭德賢母子三人。他要求大家團結合作，一齊衝出死牢。
魔窟的大門打開了，難友們在夜幕掩護下，相互照顧著向監獄外跑。未料，剛跑到監獄離公路一半距離時，亮著明亮車燈的汽車從渣滓洞方向駛過來，在車燈的照射下，車上的特務發現行人，“什麼人，站住!”緊接著是拉槍栓的聲音。“二處的，不要誤會。”機警的人回答道。“口令!”沒想到特務會問口令，當然答不上來。“噠噠噠”，特務開槍了，密集的子彈飛過難友們的身旁，劃過一道道耀眼的弧線，尖厲的槍聲在死寂的夜裏回蕩。難友們迅即掉頭，向白公館後山跑去。黑夜中，視線不清，方向難明，亂石滿山，雜草叢生，難友們不顧一切地在樹林草叢亂石堆中摸爬。由於特務的驚擾，一起跑出來的19個人，此時被衝散了……
在剛剛經曆大屠殺的殘暴恫嚇之後，又要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大逃亡，這對每一個親曆者來說，都是永生難忘的記憶。
讓我們來聽聽幾位脫險誌士的回憶吧——
鄭業瑞回憶：“當大群特務在渣滓洞殺人放火的時候，我們在白公館的同誌得到爭取過來的特務楊欽典的幫助，打開了牢門的鐵鎖。當時楊欽典和幾個交警隊的特務兵監視我們那間屋，準備等楊進興過來後動手殺我們。楊進興回來之前，李育生割斷了白公館的電線，所以楊回來後搖不通電話，以為重慶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館下麵的交警隊去再換電話，就在這個片刻間，楊欽典騙走了大門口的哨兵，我們室內同誌分作兩組，由羅廣斌和我任組長，他開路、我斷後，衝出了白公館的大門。但還未到籬笆邊就遭到馬路上的哨兵的射擊，小組失去聯絡，隻好分散突圍，我向著歌樂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見另一衝出的同誌王國源（民革黨員）與他一道繼續前進，天拂曉時爬到了楊公橋後麵的小山，在一家農民的破爛房子中躲了幾個鍾頭，後換下囚衣，洗淨了血跡，經南開中學後門逃到了重慶大學，途中又遇見逃出的杜文博，於是我們三個人冒險向重大一個看來較和善的女同學自介，請她幫助，幸好這個同學不是壞人，把我們藏在基督教青年會內的小室中，並給我裹傷（我頭部輕傷）。第三天重慶解放，我們才算完全脫險……。”鄭業瑞在解放後對川東地區的農業發展是有突出貢獻的。他喜歡思考問題，對社會政治也頗有研究。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這位農業科學家必定有對社會更大的貢獻，可惜英年早逝。
脫險誌士杜文博這樣回憶他從白公館逃出的經過：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點左右，敵人先在白公館各牢房提出了幾人，我們同室的有劉國鋕、譚謨（受傷後未死），說是轉押別處，以後事實證明是被殺害了。當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們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楊欽典來告訴我們，說他們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現在有機會可以衝出去，他願意幫助我們。（據說此人是由王樸、陳然、劉國鋕、羅廣斌利用特務內部矛盾爭取過來的，解放後曾由當時市委或軍管會送給路費，遣返回他原籍。）並設法給我們一些槍支彈藥，後又在我們牢房外向我們說，槍彈沒有，他設法找一斧頭給我們打開牢房。又說，除羅廣斌一人押運台灣外，其餘的人都要處決，並與我們留有暗號，在樓上踏腳三下，你們就衝出去、沒有腳聲就不要動。這時我們就聽到渣滓洞那個方向有密集槍聲，判斷那邊一定出了事。深夜，我們聽到樓上三響腳聲，羅廣斌立即對我們說：‘我是共產黨員’，他帶隊去前頭，一個年輕的人照顧二三個老年人，排成單行走出牢房。……剛走出大門，就聽到坡下的人問‘什麼人？不知是誰答複的‘二處的’，又問口令，就沒有人答上了，立即從坡下就有人開槍向我們射擊，我們十幾人在黑夜裏被打散了。……我在一個山洞裏躲了兩天。29日晚上我才從南開中學走到沙坪壩我一個遠房兄長那裏。”
杜文博又回憶說：“27號前幾天，我們從特務的行動，如清理圖書、檔案，神色慌張，並把我們的頭發剃光、不放風等現象，以及從楊欽典手裏給了羅廣斌一點報紙，和他給我們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慶不久快解放了，我們曾公開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務說，要他協助我們出獄，他答複我們‘上麵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我們向他擔保以後負責他的生命安全，但沒結果。解放後，此人被捕槍決。楊欽典是承認幫助我們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後，就不了解了。解放後幾天據看守楊欽典告訴我們，原來特務的計劃是要陸續處決白公館的人，再處決渣滓洞的人，時間比較長。因聽說解放軍從各方麵包圍了重慶，才恢複原先的計劃，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體屠殺，後又用煤油毀屍，27日晚上，因他們要趕快在渣滓洞處決二百多人，所以有這個空隙時間，我們才脫險。”
解放後杜文博長期在民革重慶市委工作。他為宣傳烈士精神做了許多有益的社會工作，還與劉德彬、郭德賢、孫重在重慶與第29中學的老師一起共同開展了“紅岩班”的創建活動，廣受群眾歡迎。
另一位脫險者毛曉初這樣回憶他及羅廣斌等人脫險的經過：
“1949年11月27日晚上……楊進興等看守所的特務到樓下各處巡查後也出去了。當晚值班看守的是楊欽典，一直沒有離開樓下，記得楊進興等出去了一段時間後，隻見羅廣斌走到二號房風門口找楊欽典悄悄地談話，我的位置距風口較遠，事先楊又叫喊：‘大家不能動。’我聽不清他們談些什麼，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號房到底要幹什麼，我想他們的談話，對於到底怎樣處置我們會有關係的，出於打聽點他們談話的心理所驅使，我慢慢地向風口移近了些，還聽到羅廣斌對楊說什麼：‘你要想坐飛機跑台灣，根本沒你的份，搞那麼多年，你還不是個上士，隻要你設法能救出一個，把今晚大屠殺公諸社會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產黨的政策’等語。（我在向風口移動時，記得鄭業瑞也在動），記得楊當時未吭聲，又聽到羅說：‘你要想辦法嘛’，楊仍未吭聲，我不禁就叫：‘能給我們搞到槍就好了，我們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記得鄭業瑞在後邊也附和了幾句，楊見有人插話，又叫喊起來：‘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準亂動，誰動了就打誰。’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見楊出去了，誰也不知從哪兒傳開了說：‘能出去的隻有羅廣斌了，坐飛機到台灣，其他的都要集體被槍殺了。’當時我也信以為真，就跑到羅的麵前說：如能出去，給我家裏帶個信（記得我向羅說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媽不要傷心，叫我老婆自處，她還年輕），記得鄭業瑞，還有好幾個圍著羅都叫給自己家裏帶信，羅發急了說：‘我一個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帶不了。’楊不久回到樓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楊與羅又悄悄在風口談什麼，之後，楊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風口處，楊給了羅一把鑰匙，楊就匆匆出去了，這時羅就向大家宣布什麼：‘楊欽典答應了把通路的門先打開，二號房的鑰匙給了我，他有信號！在樓上蹬足三聲就表示通路的門打開了，過了十分鍾我們才能打開二號房衝出去。’並宣布什麼：‘衝出去的路線是向後山坡，老幼互相照顧，三人一個小組’，他還臨時指定杜文博、周居正、鄭業瑞、毛曉初及他本人，各照顧一個組，扶持老人。羅一宣布後，大家就忙著準備，我趕緊換了衣服（把囚衣脫下，換上進獄時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換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藏有文澤烈士的詩稿，那是原先彼此交換的詩歌）。也有換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亂作一團。突然，聽到樓上蹬足三聲，這時見羅就拿鑰匙打開二號房的鎖了，大家匆匆忙忙往外衝，我見有兩個老頭就扶他們一起走，臨時互通姓名，才知一個是周紹軒、一個是尹子勤，我們剛到白公館看守所的廚房後麵，就聽到山下有人問口令（往山下有條較寬的大路，到山底有個固定崗哨，出來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著，我們就聽到密集的槍聲，我把周、尹扶進亂草叢中後，叫他們各自分散走，我就單個一直向後山衝。黎明時，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氣跑上歌樂山的師範學校後麵的那座山頂（未被捕前，我有同鄉同學在師範讀書或工作，曾到學校玩耍過）。到了傍晚，我進了師範學校，在同鄉康順天處住了一夜。29日，我又到北碚鄉村建設學院在肖立、楊家珍處住下來，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慶市內，那時到處是解放後的新景象……”
毛曉初，被捕前是重慶大學的進步學生，解放後長期從事學校和科研單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當年白公館與羅廣斌一起製作那麵“五星紅旗”的難友之一。
在這場大逃亡中，最艱難的當數郭德賢了，因為她的身邊有一個2歲的兒子小可和4歲的女兒小波。當時郭德賢的牢房在二樓，2009年3月8日，筆者在重慶紅岩村有幸與這位大屠殺中英勇脫險的女性見麵並聽她講述那段驚心動魄的脫險經曆：
當時84歲的郭德賢老人這樣說：“……27日那天晚上，我看見一批批同誌分別被敵人拉出去槍斃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當時最緊張和害怕的是我的兩個無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一個念頭是敵人不至於將他們也一起殺掉吧。可老實說，又很害怕，因為就在幾小時前，敵人不照樣把王振華、黎潔霜夫婦的兩個小孩都殺了嗎？我女兒與兒子，一個4歲，一個才2歲，這麼小他們就沒得活命……這麼一想我緊張極了，可又無可奈何！敵人是瘋了，一群瘋了的人你能想象他們幹出什麼呢？到了天黑，我給孩子們把衣服脫掉，讓他們睡下，並在每個炕頭上放了兩塊糖——這是平時難友們通過各種秘密渠道送進來的。然後，我又寫上他們兩個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經曆，用一個小盒子裝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裏。當時我想，這一夜我早晚會讓敵人拉出去槍斃的。我死後，他們兩個第二天醒來時，吃了糖後見我不在了，就會自己走下樓的，走到外麵也許被什麼人發現，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會收養他們……這一夜，白公館裏麵隨時聽到各種聲音，有特務分子打人罵人的，也有難友們高喊口號和打招呼與我們‘再見’的，還能隱約聽到斷斷續續的槍聲。說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麼用呢？我們既然是革命者、共產黨員，又困在敵人的牢房裏，隻能麵對死亡。於是，我獨自坐在安睡著的兩個孩子身邊，望著可憐的孩子們，想到他們馬上就要失去媽媽關愛的情形時，心裏像刀刺一般。大約到了深夜兩點鍾的時候，突然聽見有人在敲門，我以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聽到的是小羅（羅廣斌）的聲音，他叫我趕快走。羅廣斌是共產黨員，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對我說：他們都撤退了，讓我馬上帶著孩子跟他們一起逃出去。我一聽，趕忙叫醒孩子們，慌忙地給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後帶到樓下。這時，周居正過來幫我背小波，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後跟著大夥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剛逃到白公館的石梯，警戒線外的衛兵還沒有完全撤走，對方一聲：‘口令’，我們一個也沒能答出來，於是，機關槍像雨點似的掃射過來，我們十幾個人便一下子四麵散開奔跑。我背著小可拚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後隻聽機槍子彈‘哚、哚……’地亂響，那時啥也顧不上了，一個勁地背著小可跑回到白公館監獄的廚房後麵那個石梯上，在這裏見了另一位逃生的李蔭楓先生。他問我：‘傷著了沒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說沒有受傷，但就是雙腳軟得邁不開步子。正在這時，好幾隻電筒光，還有機槍聲又跟到了我們身後。我帶著孩子又和李先生隻好逃命向山上跑。跑到半山時，我實在是跑不動了。李先生便說：‘你和孩子就躲在那草叢裏休息一下吧！’說著，他把他的大衣脫給了我。就在這時，後麵的電筒光又追來了，轉眼間李先生也不見了，我按住孩子躺在那草叢裏不敢出聲……幸好追來的特務未把我和孩子搜到。片刻，我突然聽到女兒小波在附近叫‘媽媽’。我又高興，又緊張，想答應她，可又不敢答應。後來再也沒有聽到她叫了，我擔心得要命，怕她出事了，又心想：或許是背她的周居正同誌捂住了她的嘴。要不，如果我出聲答應了女兒，或女兒再要叫媽的話，可能我們都得被追趕來的敵人發現用亂槍打死了。這一幕好懸……就這樣，我摟著兒子小可在草地裏躺了好一會兒，聽見特務們的汽車匆忙地在山下疾駛的聲音。直到東方發白，我直起身子，往四周看——見渣滓洞那邊的火光映得漫天通紅。心想那邊一定出大事了。於是，我馬上背起小可往渣滓洞相反方向的歌樂山上跑，走著走著，腳底感覺特疼，一看是雙腳光著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鞋子掉了。那個時候，逃命第一，啥都顧不得。後來我們翻過了幾重山，跑著跑著，看到了公路，我認得這條路是通往成都的老成渝路。這時天有些亮了，看得到路上逃難的人很多。我心想，現在已經逃出白公館魔穴了，誰都不會認識我，再看看自己的樣子，也很像個逃難的人。在監獄裏，平時隻有穿囚服，27號晚上，我知道自己要被敵人槍斃了，就幹脆換了入獄時帶進來的旗袍，所以現在逃出來後，覺得這身衣服讓我更像是個富家的逃難者了。這時，見路邊有個茅舍，便想進去歇一下。走近一看，裏麵有位老婆婆，我告訴她，自己是做小的——就是富人家的小老婆，男人是做生意的，現在重慶在打仗，沒處跑了，想在這兒住一宿。老婆婆一看我帶著孩子，不像個壞人，便說，你就住嘛！又說，她隻有紅苕吃。我忙說沒關係，啥都可以。老婆婆不僅讓我和小可住了下來，還給我娘倆各找了一雙鞋。睡了一天，第二天是29號，我看到公路上的解放軍，便瘋了似的跑過去大喊：‘解放軍同誌，敵人在大屠殺，你們快去救救我們的同誌！’說著就軟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