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故事從民國轉到當下時，氣氛更加熱烈了。雅安也在過去30年的變化中感到不知所措。廖念鑰在他的小說裏描繪他這一代人的故事，他們幸運地考上了大學，為了能分配回家鄉不惜和不愛的人結婚，他們經常要與僵化的體製鬥爭，獲得少得可憐的自由。但他們結婚生子，準備安於這一切時，更劇烈的變化發生了。沒有機構再限製他們的自由，事實上，也沒人再給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來重新獲得一切。這變化得太快，年輕時他們談論詩歌、理想，而現在錢是一切。在這股財富重新分配的熱潮中，那些曾被他們瞧不起的人，搖身一變成為了暴發戶，而他們自己則苦苦掙紮。
“那些國有企業被賣得太便宜了，那是幾代人積累下來的，突然到了一個人手裏。”廖念鑰和李仲賢談起一位千萬富翁級的女性，她有幾分姿色，當主動躺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後，特權折換成大筆現金。這種故事再普通不過了，各地都有類似的版本。
李偉是雅安的年青一代，有著南方少年的瘦小，卻很帥氣，染燙過的黃發亂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18歲，卻有著豐富的閱曆，他當過理發師，成立過少年幫派，高峰時手下有100多個小兄弟，他在藏區闖蕩過，卻因為拒付黑社會的保護費被打了出來。“我最崇拜鄭浩南，”他說起了自己的價值觀，“他夠義氣。”香港電影經常充當了遙遠的內陸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從20世紀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義氣一直激勵著這些少年。
但真實的情況是，它幾乎從未發生過。李偉厭倦了小幫派生活，是因為“其實根本不講義氣”。暴力是沒有目的的，經常是為了打發時間，甚至為了一元錢、一個挑釁的眼神而打起來。兩個衝突者，會迅速轉化成團夥的對抗，接著雙方開始叫來更多的人。“雅安那麼小，經常兩邊叫來的是同樣的人，然後可能就不打了，”他說，“兩個月前，我被人拿刀逼著去打架，但到了那裏看到被打的人我認識。”他對此深感厭惡，一直沒有動手。那次的鬥毆沒以和平收尾，雙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紮成了重傷，而肇事人逃到了鄉下或別的城市。“他們不會報案的，”李偉解釋遊戲規則，“你要自己報仇，而不是靠警察。”
李偉的生活開始得太早，也因此厭倦得早。他說13歲時他就有了性體驗，到現在已對姑娘沒什麼興趣。如今，他是江邊一家餐館的服務生，他在成都做保安時的好朋友是店老板的女兒的男朋友，也是瘦瘦小小、更內向憂傷，真想不出他們兩個站在大門前，會有什麼威懾力。70年前，也是一樣的少年被抓去當兵，去打內戰，去抗擊日本人，卻沒經過什麼軍事訓練，他們的命運中當炮灰的成分要多於英勇的抗擊吧。
我們坐在一起聊天時，是雨後的下午，李偉出神地望著遠處山上的信號發射塔，它看起來像是一棵千年老鬆樹。“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麼？”想必在很多個這樣無所事事的下午，他都這樣發呆，在他一旁那一對小戀人正在相互挖苦，或許兩年後他們就會結婚，將自己的命運和青衣江邊賣沙鍋的餐館緊緊相連。
十四 熱忱的耗盡
進入這家客棧時，已是淩晨3點，我隻想找一張床，倒頭睡下。一路上，我很少坐飛機，它摧毀感受力，你不明所已，就被帶到了一個陌生之地，像是個沒頭沒腦的包裹。但從成都到麗江太遠了，旅行已經進行了一個月，我的熱忱和好奇心被消耗殆盡，可沒興趣再花上將近一天的時間，從火車換成汽車，和一大堆包裹與陌生人擠在一起，和他們一起盯著車廂前頭掛著的那台電視機我從未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看了這麼多的爛片，它的聲音還大得出奇，我們發現人們不恐懼噪音，卻恐懼安靜。乘務員擔心漫漫旅途讓人厭倦，總是把音量調到最大，它從車頭穿越車廂裏默默的人群，一直抵達車尾，我想靜靜地看著窗外的風景，縱容頭腦中的胡思亂想，但這種期待從來沒有實現過。
伴隨著地域的不同，節目有所變化，從黑龍江到山西，二人轉的力量一直占據著主宰地位，我聽了那麼多半色情的笑話，看了那麼多雜耍式的表演，記住了那麼多二人轉的明星，東北腔至少占據了流行文化的半壁江山。鐵嶺之於今日中國，有點兒像40年前利物浦之於英國，趙本山使用的是東北農民土話，而披頭士則是利物浦的工人嗓音。到了陝西，香港槍戰片開始占據主流，在四川境內的長途車上總是看見成龍，偶爾也有李連傑，這一部是《中華保鏢》，百無聊賴中，我對這部電影進行了文本分析。女主角鍾麗緹和身為保鏢的李連傑的關係，就像是香港與北京的關係，前者愛上了後者的強大，這是香港不變的情懷。當英國人統治時，香港自認是蘇絲黃，愛上了白人畫家；而在1997年之後，北京取代了倫敦，漂泊的酒吧女搖身變成了需要被保護的女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