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你為什麼要記錄這些？打算彙集出來寫東西？”
我：“也許吧，沒想那麼多。”
他：“是一種興趣愛好？”
我：“嗯。”
他：“哦，有人看電影，有人找小姐，有人出去玩，有人聊天，有人看書，有人研究做飯，有人算計別人，有人用望遠鏡觀測星星，有人養小動物，有人跑步，有人畫畫，有人下棋，有人發呆，有人看電視，有人胡思亂想，有人收集絲襪，有人玩電腦遊戲，有人聽音樂。而你，選擇這種方式作為平時的愛好？”
我：“對。”
他：“收集多少了？”
我：“很多，但是還沒來得及整理。”
他：“很花時間嗎？”
我：“對啊，要消化吸收整理分類，還得刪減。”
他：“好玩嗎？”
我：“呃……還成。”
他：“那你為什麼不選擇跑步呢？”
我：“跑步……也許我更喜歡收集這些吧？”
他：“我就喜歡跑步，假如你跑步，你會認識一些也跑步的人。跑步的人大多數都很健康，至少生活方式上很健康。很可能還會遇到美女，而且還是很健康、衣食無憂的那種美女。因為每天掙紮在生活線上的人，沒那個心思和精力去跑步。跑步多好啊，能遇到生活富足，又健康的美女。要是努力追求的話，很可能會娶了那個女人，想象一下，你們都跑步，都很健康，那麼你們所生的孩子身體也一定非常好。因為你們會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帶給他。所以，你為什麼不跑步呢？”
這就是這位患者的思維方式。訪談進行快2個小時了，我基本沒說什麼，都是他說。無論話題延伸到什麼地方，他總是能說很多很多。
我：“我沒想那麼多……”
他：“那你在想什麼？”
我：“我在想你說的那些隻是假設。”
他：“如果我不假設，我們之間的話題會在某些事情上亂跳。從這個話題，到另一個話題，那種時候不受控製。等到進入了一個你我都不喜歡的話題，那麼我們就沒得說了，就陷入尷尬的沉默了。用個很俗的說法就是那時候天使飛過了，是不是有什麼帶翅膀的東西飛過，咱倆都不知道。要是你說你看到了，那我覺得你也快入院治療了。你穿病號服肯定沒我好看，因為體型高大的人穿病號服太顯眼了，那種很舊顏色的條紋病號服穿一件也許還不是問題，要是穿一身就會怎麼看怎麼別扭。你穿著這種病號服整天跟我在一起說那些帶翅膀的東西飛過，我會覺得你比我病得更厲害，所以你講述的內容我都會無視。因為你是瘋子，我是病情相對輕一些的瘋子，到那時候我們就沒什麼可聊的了。所以我現在就按照我的思路把談話假設好了。”
我覺得有點暈。
我：“我沒記住太多，好吧，你就假設著吧，至少現在我還沒覺得痛苦。”
他：“痛苦不好嗎？”
我：“貌似……不好吧？”
他：“其實痛苦就是一種清醒的過程啊。”
我：“但不是人人都需要那種過程吧，或者別的方式也可以，對吧？”
他：“對不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這麼認為。當然你可以不這麼認為，那是你的權利，可是你沒有權利幹涉我去這麼認為。有醫生做分析，說我總體來說還是屬於樂觀情緒的，但是樂觀的人怎麼會在精神病院呢？這似乎很悖論。樂觀的人什麼都能想通，不會鑽牛角尖兒，很多人都會這麼認為是吧？其實不是，精神病人不是用樂觀來判斷的，是通過其他方麵來判斷的。具體怎麼判斷我忘了，但是總是有人提出一個觀點後很多人就說：是這樣的。於是某人就被判斷為是精神病了，不管那個人是不是樂觀的。所以說很多人的看法都錯了，認為想不開的人才會得精神病，想得開的人不會得精神病。可是我身邊就有很多想得開的精神病友，非常想得開。甚至饞了想吃肉就殺了自己的孩子來吃都沒問題，很想得開。自己原本沒有孩子，但是後來有了，那麼現在又沒有了，吃了。吃了就吃了唄，反正原來也沒有。感情問題也不是必需的……”
我：“你等一下，殺人肯定是錯誤的。”
他：“但是士兵在戰場上都殺人啊，而且還是殺不認識的人，跟自己沒有任何利益衝突的人都得去殺。你可以說那是為了某種目的，那麼為了某種目的就可以殺人？這麼說那所有的殺人犯都是為了某種目的才殺人的。要不你會說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去殺人？那現在人口最多的國家是印度了對吧？那印度可以隨便的殺了別的國家的人？人口多還真占便宜嘿！現在你還堅持殺人是錯誤的，那麼你就應該拒絕所有的殺人方式和動機。我們從太空看不到地球有國界，但是實際上我們有很多很多國界。為了國家和民族就去殺人？而那些能殺人的人，就去殺人，用自己國家的名義去殺人，而達到某種目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人就是這樣的。有了很厲害的武器就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實是真的很了不起嗎？隻是有了厲害的武器罷了。但是厲害的武器沒錯誤，也不會自動自覺地去殺人，而殺人的人，總是永遠都有理由的。你覺得是對的？那別的國家的人認為你還是錯的呢。所以殺人到底是對是錯的概念不是你決定的，而是你所在的群體決定的。你的群體賦予你殺人的權利了，你就可以殺；不給你殺人的權利，你殺人是要受懲罰的，因為你沒有殺人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