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曼串門訪友，路名和門牌號都沒有用，誰也不記，隻記得哪個社區，什麼樣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郵政信箱。這種隨意狀態，與阿拉伯人的性格有關。
但這樣一來，我們要去訪問蒯先生家，隻能請他自己過來帶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圓環的使館區，汽車上坡、下坡繞了很多彎，蒯先生說聲“到了”，我和陳魯豫剛下車，就看到一位紅衣女子迎過來。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誰也無法想象她已經七十一歲高齡。
他們住在二層樓的一套老式公寓裏，確實非常樸素，就像任何地方依舊在外忙碌的中國老人的住所。但抬頭一看，到處懸掛著的書畫都是大家名作。會客室裏已安排了好幾盤糕點，而斟出來的卻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熱情健談，陳魯豫叫她一聲阿姨，她一高興，話匣子就關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歲才離開，我問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處房子裏，她取出一張照片仔細指點，我一看，是現在上海錦江飯店貴賓樓第七層靠東邊的那一套。正好陳魯豫也出生在上海，於是三人交談中就夾雜著大量上海話。我們感興趣的，當然是早年她與父親生活的一些情況。她感興趣的，是五十年不講的上海話今天可以死灰複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談話片斷，現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時代的讀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實在舍不得在地中海與兩河流域之間的沙漠裏，一個中國老婦人有關一個中國舊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親一九二八年與父親結婚。在結婚前，華格鎳路的杜公館裏，已經有前樓姆媽沈太太、二樓姆媽陳太太、三樓姆媽孫太太，但隻有前樓姆媽是正式結婚的，她找到還未結婚的我母親說，二樓、三樓的那兩位一直欺侮她，為了出氣，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為一個禮物送給我母親。我母親那麼年輕，又是名角，也講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東高橋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轟動，我母親堅持一個原則，全家女眷拜祖宗時，由她領頭。那年我兩歲，我母親生了四個，我最大，到台灣後，蔣家隻承認杜家我們這一房。
“父親很嚴厲，我們小孩見他也要預約批準。見了麵主要問讀書，然後給五十塊老法幣。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親，父親的教育職能由母親在承擔，而母親的撫育職能則由阿姨在承擔。後來到了中學，家裏如果來了外國客人，父親也會讓我出來用英語致歡迎詞。有時我在課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裏來了貴客，父親要我去陪貴客的女兒。母親一再對我說，千萬不要倚仗父親的名字，除了一個杜字，別的都沒有太大關係，要不然以後怎麼過日子？這話對我一輩子影響很大，我後來一再逃難、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過去。”
“父親越到後來越繁忙，每天要見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從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經可以看到解放軍的行動。他還仔細地看了看黃浦江岸邊的一家紡織廠，他母親年輕時曾在那裏做工。在香港他身體一直不好，因嚴重氣喘需要輸氧，但又不肯戴麵罩，由我們舉著氧氣管朝他噴。母親問他現在最希望的事是什麼，他說希望阿冬過來說話。阿冬就是孟小冬，母親就答應了。父親要與孟小冬結婚，問我的想法，我說做女兒的是晚輩，管不著。後來他就與孟小冬結婚了。父親去世後孟小冬隻分到兩萬美元，孟小冬說，這怎麼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