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與商人 通用汽車：半個世紀的興衰
日本人把通用汽車比作躺在病床上的巨人，通用汽車前任CEO瓦格納把通用汽車比作被魚雷擊中的航空母艦。一些消費者嘲笑通用汽車是上個世紀遺留下來的恐龍，另外一些人哀歎通用汽車是一隻老邁的大象，相對樂觀一些的人則把通用汽車比作一隻擱淺的鯨魚。
“大、老、病”，當這三個字同時用來表述一家百年企業的時候，它還有救嗎？
這三個字是別人的判斷，也是通用汽車人自己的判斷，但他們並不認同連在後麵的那個詞一定是“死亡”。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試圖擺脫困境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如果沒有2008年這場不期而遇的金融危機，或許這本書的名字應該叫“誰拯救了通用汽車”，而不是“誰搞垮了通用汽車”。
專欄作家威廉·荷斯坦用一本厚厚的書記錄了瓦格納上任的十年中，通用汽車所做的所有努力。他們終於放下身段，虛心地向豐田學習精益製造，他們請來了對汽車文化理解最深的人才為市場把脈，他們建立新的創新機製，設計出最酷的汽車外形，他們和工會艱苦談判終於達成有關醫療保險和退休金的妥協，他們順應環保潮流開發了最具潛力的電動汽車，他們通過衛星和無線通信技術的結合讓汽車的安全性邁上了新的台階，他們率先且成功地開發了中國這個最具成長潛力的市場，他們試圖通過更誠懇和虛心的溝通重塑品牌形象……
他們做了能夠想到的一切，然而命運之神卻沒有站到他們的一邊。因此，他們終於以失敗者而不是拯救者被記錄在通用汽車的曆史裏。
雖然在美國政府的救助下，新的通用已經誕生，但那個傳統意義上的通用汽車已經坍塌。2009年6月1日，隨著破產保護程序的啟動，通用已經不再是一家嚴格意義上的公司。
其實，威廉·荷斯坦隻提出了“誰搞垮了通用汽車”這個問題，而沒有給出答案。答案需要我們自己來尋找，這可能需要回到更久遠的曆史中。
1953年，通用汽車總裁威爾遜被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任命為國防部長。這項任命受到了國會議員們的反對。威爾遜想不通，議員們為什麼一定要把他賣掉通用汽車的股票作為接受任命的先決條件。他在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說：“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對我們國家有利的也就對通用汽車有利，反之亦然，我們公司太大了，它與國家的利益休戚相關。”
五十多年後，美國人仍然認為通用汽車的命運與美國的命運休戚相關，所以政府要挽救這條擱淺的巨鯨。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伸出救援之手的同時向通用汽車下了最後通牒：“我的管理團隊再給通用一段有限的時間，與債權人、工會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合作，對公司進行徹底改組，再決定是否使用納稅人的錢追加對他們的投資。”
2008年年底，同樣是通用汽車的當家人，在上任十年、並且剛剛慶祝完公司百年誕辰後的幾個月，CEO瓦格納在接受議員質詢的時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此時，代表著美國汽車業傳統的三大汽車企業已經走到了崩塌的前夜。
位於美國密歇根州伊利湖邊的底特律是一個因為汽車而聞名天下的城市。一位從美國底特律回來的朋友講，現在的這所城市很像20世紀90年代末的沈陽鐵西區，整個城市破敗、肮髒，籠罩在絕望的氛圍中。
從底特律到首都華盛頓，距離大約850千米，接近於從長春到北京的距離，開車需要一天的時間。2008年12月3日上午，瓦格納親自駕駛一輛雪佛蘭混合動力車前往華盛頓。第二天早晨，他又開著一輛雪佛蘭節能電動車的樣車前往國會參加聽證會。不過，這一切並非為了給通用產品做廣告，而是為了以一種謙卑的姿態向國會求援。
兩周前，當瓦格納第一次去華盛頓求援時，他乘坐的是私人飛機，當時立即被媒體諷刺為“從豪華飛機上走下的乞丐”。在國會，瓦格納和福特汽車、克萊斯勒公司的CEO一起受到了一位議員不留情麵的羞辱。議員問：你們中間誰是坐民航客機來這裏的？沒有人舉手。他又問：你們中間的哪一位準備坐民航班機返回底特律？還是沒有人舉手。憤怒的議員高聲對書記員喊道：記下來，沒有人舉手。
這次，瓦格納吸取教訓，放低姿態，卻還是給人抓住了把柄，環保組織說瓦格納開的混合燃料車比普通汽車更費油。美聯社記者則指出，瓦格納下榻的萬豪酒店套間房費每晚要800美元。
在通用汽車這樣的超級恐龍式的企業裏，坐私人飛機出行已經是家常便飯，沒有人去認真考慮什麼成本核算。在這樣的節骨眼上，竟然沒有人想到那些議員們會對老板們奢侈的出行方式提出異議。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得出企業老化後的遲鈍。事後，通用的新聞發言人辯解說，不坐民航班機是因為怕航班晚點耽誤了行程。
讓我們再把時間調回20世紀40年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在他的《旁觀者》一書中記錄了當時的總裁斯隆的出行片段。從1923年開始，斯隆在通用老板的位子上做了二十多年，奠定了通用在世界汽車業的地位。“因為總是在通用的兩個總部也就是紐約和底特律之間奔波，其他高級主管都建議他租下一節個人專用的車廂，但是，每次乘坐從紐約中央車站開往底特律的火車時，他總是買小包廂的票，他說，隻要有一張床就夠了。有一次，我為通用出差，公司裏的人為我定了臥鋪的下鋪。上了車，我發現70高齡又有關節炎的斯隆吃力地要爬到我的上鋪。他是最後一分鍾才買到票的，因此隻剩下上鋪，我告訴他要和他換一下，卻被他謝絕了。”“每星期他會有兩三天在底特律，但他沒有私人公寓可以去，也不住飯店，總是在通用總部的樓頂找個小房間將就，他吃飯也總是在主管們的自助餐廳。”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戰後的通用已經處於最輝煌的階段。在企業最輝煌時老斯隆費勁地爬上火車上鋪的身影和企業最窘迫時瓦格納走下私人飛機旋梯的瀟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時代變了，企業領袖當然有權力享用更便捷和舒適的交通工具。但這兩個場景的背後，是企業家精神在幾十年間的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