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時起，佛教開始具備了組成宗教團體的三個要素：領袖、理論、參加人員。這三個要素佛教稱為“三寶”：佛陀是佛寶；佛所說的佛法是法寶；佛的出家弟子的團體——僧伽是僧寶。之所以稱之為寶，是因為它能夠令大眾止惡行善、離苦得樂，是極為尊貴的意思。釋迦牟尼開悟得道成為佛陀，形成了自己獨特認識世界的觀念，在鹿野苑初轉法輪，使憍陳如等五人皈依佛，成為出家弟子，於是形成了僧伽，所以“初轉法輪”也是佛教具足三寶的開始。
釋迦毫無差別地提供了解脫之法，並認為人人都可以做到，或自力，或師導；眾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對於這一點，南懷瑾先生就其與儒家思想的聯係作出了分析。他認為這同儒家的“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乃至理學家所提倡的“人人可為堯舜”的觀念實為同出而異名。釋迦教理的眾生平等，佛我一如的說法，可謂是耀古騰今、徹底平等的思想，同時他以身作則，在他親身領導學者集團的僧侶中，無論出身貴賤，一律平等，唯德行而重。也許有人認為既說平等，就會流於是非不辨，善惡不分。這可不能誤解，釋迦說的是性（本）相（用）本體的平等，至於達到平等的境界，仍然需要善惡的分野，與為善去惡的修養，所以為除惡而向善，為去惡人而為眾善的作為，正是莫大的功德，並不自相矛盾，這又與儒家所說的“湯武一怒而安天下”的意義，大有殊途同歸的旨趣。
幾千年來的時間，全世界的人類，由宗教到哲學，由哲學到科學，對於人類自己切身的生命來源問題，仍在尋求、迷惘、爭辯之中。印度上古宗教哲學，對於宇宙人生生命真諦的追求，各自別有見地，各自別有安心立命的方法，而且都認為已經得到清淨解脫的究竟法門。對於這些問題，南懷瑾先生認為釋迦牟尼作了一個調和裁定的結論，釋迦認為宇宙萬有生命的現象，都是因緣集合而生，其中並無一個有主宰的作用，緣生而起，緣盡而散，而宇宙生命最初也是最終的功能，是心物同體的。倘若以宗教的眼光，從神聖的角度去審視，可將其稱為佛，天，主，神等任何超人格化的神聖稱呼；倘若從理性的角度看，也可稱之為性，心，理，道，或法界等等稱呼；倘若從人類習慣觀念的角度去看，也可稱其為法身——生命本源的無盡法身。總之，從體上來說，他是以空為體的；從相上來說，他以宇宙萬有之相狀為相的；從用上來說，宇宙萬有一切的作用，都是他的起用。他譬如一個大海，海水起的波浪，便如因緣所生的宇宙世界；波浪上的泡沫，便如因緣所生眾生各各形成的個別自身，雖然波浪泡沫現象各有不同，始終不離一個水的自性，但譬喻隻限於比喻，譬喻並不就是本體的自性。
釋迦牟尼的偉大，正在於他以清澈的眼光審視人類自身存在，以全宇宙為坐標，冷靜地反思人類自身的境況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毫不掩飾地揭示人類生老病死、諸苦交攻的缺陷和種種社會弊病，指明人存在的根本問題，喚起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和解決。且不論其答案如何，僅這種對自己文明的清醒自覺，這種對人生大本的關注和對人生缺陷的揭露，便永遠值得人類珍視。
◎中國佛教的傳播
印度文化，尤其是震爍天地，照耀古今的佛教文化，後曆漢季而宋世，已經全盤融會於中國文化的領域中了。
——《中國佛教發展史略》
佛教形成和初傳發源於古代印度，但長盛不衰，綿延千年，光芒常在，碩果永存，卻是在中國。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曆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澱。在曆史上，有著三個開放的時期，首先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時期通過“絲綢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亞文明，再次是明清時期的基督教入華。雖然還有許多的不那麼集中的文化傳播時期，對這些傳播時期還有各種各樣的爭論和質疑，但是，隻要舉目望去，屈指數來，佛教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卻是那樣地滲透骨髓、徹人心脾，以至於我們幾乎很難避開外來的佛教文化，提煉出真正純粹的“國粹”來。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政治、經濟和文化都空前發展，居於亞洲乃至世界強國的地位。在思想文化的多元的結構中，儒家綱常名教雖占據牢固的統治地位，但佛、道二教已經擁有與儒家鼎足而立的社會勢力。這一時期，先後形成一些帶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標誌著佛教民族化過程的基本完成，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已經初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