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經》有一個十分古老而權威的版本，這就是被禪宗曆代祖師交接的，由蘇軾和蔣之奇作序的《楞伽經》。蘇軾於序中說：“《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子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從這段序言我們可知，蘇軾認為，對《楞伽經》不能理解是造成《楞伽經》退出流傳的根本原因。南懷瑾先生指出，《楞伽經》的幾種譯本義理係統和文字結構，都難使人曉暢了達。前人盡心竭力，想把高深的佛理，譯成顯明章句，要使人普遍明白它的真義，而結果愈讀愈難懂，豈非背道而馳，有違初衷。有人說：佛法本身，固然高深莫測，不可思議，但譯文的艱澀，讀之如對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這也是讀不懂《楞伽經》的一個主要原因，但並非是根本原因。《楞伽經》般若、唯識、真常三係統攝，實為一部小型的“佛教百科全書”。南懷瑾先生認為，《楞伽經》是一部佛法哲學化、科學化、宗教化的典籍。因而研究楞伽，須具備探索哲學、習慣思辯的素養，才可望其涯岸。
《楞伽經》的開始，道德由大慧大士隨意發問，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請佛解答。佛並未直接回答大慧的百八之問，而是在更深層次上告訴大慧：不要問這問那，當你修到更高乃至最高層麵之時，這呀那呀，一切一切都是夢幻泡影，都用一個非字了結。因而，不可執著，不可取相。所以，才不厭其煩地一句一字地為大慧破相。其真意仍是告誡我們，不可住相。正如《金剛經》所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說到底，還是應從心上用功夫。直到妄心化出真心之時，才是大功告成之日。
南懷瑾先生指出，本經的宗旨，主要在於直指人生的身心性命，與宇宙萬象的根本體性。自然物理的也好、精神思想的也好，不管哪一方麵的問題，都基於人們麵對現實世界，因現象的感覺或觀察而來，這就是佛法所謂的相。要是循名辨相，萬彙紛紜，畢竟永無止境。即使分析到最後的止境，或為物理的，或為精神的，必然會歸根結底，反求之於形而上萬物的本來而後可。因此吾佛世尊才由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加以析辨，指出一個心物實際的如來藏識作為總答，此所以本經為後世法相學者視為唯識宗寶典的原因。
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
“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這是本經（《楞伽經》）的真義，謂大乘一切法門，是以諸佛的心地法門為第一。佛說：提出問題的本身，就是問題，一切應歸之於心。
——《楞伽大義今釋》
《楞伽經》具大乘唯識思維，語句邏輯性強，常人研讀本經很難完全領會經中密意，即使對佛教思想有比較深入的了解，但對沒有親自體證的人，也很難了解此經的趣旨，但讀《楞伽》經文，隨處可見一切存在皆是唯心所現之意。大慧大士問佛的百八個問題，舉凡唯心唯物形而上的問題無不包括，而佛的回答則一概以心為答。是謂離心不說，離心無言。
南懷瑾先生在解讀此經時指出，本經的宗旨主要在於直指人生的身心性命，與宇宙萬象的根本體性。《楞伽經》透過大慧大士的問法，揭示了第一義諦真實之理——“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所說佛法之大要，不外乎“同歸一心”。若能參透此一心法門，即能達到自證聖智所行的境界，所謂“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因此宋譯本的各品皆冠以“一切佛語心”為名稱，以此“顯示一切說，成真實相”。
在佛宣說離言自性的法門中，主要內容有“三界唯心”的學說，認為一切諸法皆係“自心所見”，“自心所現”，是“自內證”。《楞伽經》不僅說明了真妄的因緣，讓人們辨明邪正的因果，而且又分析了去妄歸真的旨意及五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三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二無我（法無我、人無我）的道理。《楞伽經》又主張八識即是阿賴耶識大海生起的波浪，譬如原本風平浪靜的大海，忽然吹來陣陣的烈風，使平靜的大海生起重重無盡的波浪，從此便如萬壑怒號，再沒有停息澄清的時刻。如來藏即是這大海，原本澄然湛寂，隨緣常住而不變，因內外境風的吹蕩，便使寂然清淨的本體，隨變為浪潮起伏，跟著生起前七識的種種作用。由此波浪互相撞擊，奔騰澎湃，便轉生一切境界，而無有止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