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門徒，個個悲號啼哭，願以身代。他們共同發願將欲“莊嚴佛刹，克己灰身，成就勝德”。大家都“伏願師主”，“久留世間”，“接養孤窮”，“利安貧老”，並且前來挽留的人愈來愈多，有比丘法脫、法堅、普濟，還有居士傅長、傅遠等四十餘人。這樣，傅大士才答應暫留人間。
太清三年（549），梁運將終，國家一片混亂。傅大士將所有資財都散給處在饑荒中的貧苦大眾，並與門徒辛苦勞作，拾橡果、煮野菜粥度荒，還要節約糧食救濟貧困。鄉裏無牛耕作，傅大士便將耕牛送給老百姓使役，他們自己用人工代耕。這期間傅大士還不時拿出糧食、財帛舉辦法會，宣揚佛法。
太建元年（569）四月二十四日，大士離開人世，終年七十三歲。四年後，陳宣帝下詔南朝著名駢文家徐陵為傅大士撰寫碑文。
傅大士一生“計籌度人，對機立教”，廣植善根，弘揚正法，“貪嗔癡”三業俱清，“根塵識”一絲不掛，立語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參禪。傅大士滅度至今已一千四百多年，但他的影響千秋不滅。他清心淨行，嚴持法身，治病救苦，廣濟眾生。一生著作頗豐，其佛學思想主要收入現存的四卷《傅大士錄》中。
傅大士還曾參與了諸多建築和石刻的建造和創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世界文化遺產——重慶大足石刻，還發現其中的第19號洞窟文圖正是由傅大士所作。
南懷瑾先生評價說，傅大士生於齊、梁之際，悟道以後，精進修持，及其壯盛之年，方顯知於梁武帝，備受敬重，而終梁、陳之間。數十年，始終在世變頻仍、生靈塗炭、民生不安中度過他的一生。他不但在東南半壁江山中弘揚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極盡所能，施行大乘菩薩道的願力，救災濟貧，不遺餘力。當時江左的偏安局麵，有他一人的德行，作為平民大眾安度亂離的屏障，其功實有多者。至於見地超人，修行真實，雖遊心於佛學經論之內，而又超然於教外別傳之旨，如非再來人豈能如此。傅大士一生的特點是能合“空”、“有”為一義，能將解脫修行和社會參與二者統一起來。他不但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位超悟的禪師，而且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
名動朝野，帝廷論義
唯有誌公、傅大士等中國禪，可稱為中國大乘禪作略，才有透脫佛教的形式，濾過佛學的名相，瀟灑詼諧，信手拈來都成妙話，開啟唐宋以後中國禪的禪趣——“機鋒”、“轉語”。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響更大。
——《禪話》
傅大士經過十年的修道和弘法，形成中國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論，還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時人才濟濟。但雙林寺地處偏僻，雖然“門徒肅肅，學侶詵詵”，惟行化一方，法不廣被。必須感動人皇和京城的貴族官員，才能將他的教法普及開來，達到“通被慈悲，義無偏黨”的效果。
其時，梁武帝宣揚佛教，京城高僧雲集。但是朝野對傅大士沒有多少了解，認為他是一個“白衣人”，有些瞧不起，也有些妒恨。然而傅大士門下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憫等都是狂熱的宗教信徒，他們立下誓願：“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隨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傅大士認為進京弘法的時機已到，就寫了道奏折，遣弟子傅暀入都致書梁武帝。
同年十二月，傅大士第一次到達京都蔣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觸，就談得很投機。梁武帝還招待他吃飯，叫他住同泰寺，後徙鍾山定林寺，並供給膳宿諸般費用。傳說梁武帝為試試他的靈異，特地叫人預先鎖住所有的宮門。傅大士早已預備了大木槌，叩門直入善言殿。梁武帝不要他叩拜，他便直接坐上西域進貢的寶榻。梁武帝問：“師事從誰？”大士回答：“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
自傅大士進京後，“京洛名僧，學徒雲聚，莫不提函負帙，問慧谘禪。”大士本人則“居明高鬆，臥依盤石，於四徹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內常雨天華”。大家都認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華林園重雲殿開法會，自講三慧般若經。當時王侯滿筵，公卿連席。皇帝專為傅大士獨設一榻，以大士絕世通人，故加殊禮。不一會兒，皇帝來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聖駕，隻有傅大士一人坐著不動。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非但沒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滿，反而更受尊敬。這次法會之後，梁武帝又於壽光殿單獨宴請大士開講玄妙的理論，整整談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