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沒有了，傳統的政治信仰“三綱五常”缺失了關鍵的部件，立不起來了，一部分上層人士，從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論，相信社會進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沒有跟得上，也沒想跟上。
沒有了皇帝，對於一部分底層的人來說，就等於沒有了王法。於是鄉村秩序有點亂，社會邊緣或者叫第三社會的成員一土匪、流氓、私鹽販子統統活躍起來，鄉紳們也隻好跟著武裝起來，沒有武裝的，隻有靠邊站。社會在配合軍人的武力統治，整個社會都呈現武化的麵貌，講
道理的不多，來耍橫的橫行，你殺來我殺去，不服就比較刀法槍法。即使在軍閥內部，由於“綱紀”大亂，反叛的部下總是很多，一個軍頭混成了一省的督軍，如果不親自兼任一個主力師的師長，就立馬會被人架空，什麼都說了不算。
在這種困惑之下，很多軍閥當家之後，都感到有重建傳統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揚傳統道德，印十三經。但如果走到複辟帝製的地步，就會崩盤，像袁世凱洪憲帝製那樣。因為進化論的信仰，在發言權最大的上層人士那裏，早已根深蒂固，按照進化論邏輯建立的西式政體，無論操作得多麼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隻有按照這個進化的邏輯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斷革命。
把民國弄成軍國的武夫們，其實跟傳統王朝末代的前輩不一樣，他們是國人學習西方、立誌富國強兵、幾代人奮鬥的果實。他們中，無論留學日本的士官生，還是本土軍事學堂的學生，有愛國報國之誌者並非少數。國家變成武人割據、軍閥混戰的局麵，很多軍人也很痛心。北洋時期，幾代當家的軍閥，除了胡匪出身的張作霖，都表現出對民國這種西式政體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樣，都得要國會，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還認賬。章太炎打上門去罵袁世凱，還砸了總統府的家具，袁世凱也隻能把他軟禁起來，每月給五百大洋養著I當了總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記者寫文章罵他，罵也就罵了，斷然不會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趕上脾氣不好的，也許會把報館封了，這邊封了，那邊轉身人家又開辦了。批評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記者的毛病。
就算陳誌讓先生沒有提及的國民黨時期，對輿論的管製，大不了也就是設個新聞檢查官，看出來不合適的，也就是開人家天窗而已。大學更是如此，當時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國立、私立和教會大學並存，不僅私立和教會大學，政府無法置喙，就是國立大學，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沒法子說了算。清華大學屬於國立大學，可在梅貽琦長校之前，接連幾任校長都被學生和教授們轟走，政府也無可如何，斷然想不到治這些鬧事者的罪。大學裏講什麼、怎麼講，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誰也千涉不了，即使在國民黨激烈查禁“赤化”的時候，大學裏教馬克思主義也是合法的。黨化教育，最終的結果，也無非是在大學設了訓導處，對大學的杈力結構沒有什麼影響，頂多算是一個政治廁所，隻能吸引些職業學生像蒼蠅一樣飛進飛出。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民國時期，一方麵是軍人專杈、軍閥割據，一方麵是思想文化的繁榮。在一些軍閥熱衷恢複傳統道統的同時，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西風勁吹，甚至吹到全盤西化的境地。民國曆史，呈現的是一種異常吊詭的麵目。
《軍紳政權》是陳誌讓先生30年前的舊作（1978年的講稿），這樣的舊作，在30年後依然能夠再版，一方麵說明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麵也說明我們的史學界在民國史方麵的研究停滯不前。什麼肘候，我們的史學界不再盯著有皇帝留辮子的大清朝，分點精力給國人第一次民主政體實踐的民國，也許會讓國人對曆史研究多點信心，沒準，中國今後轉型的路，還可能因此而好走點。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這年頭，新聞老有刺激人的東西，即使央視的新聞也如此。有一天，在央視《新聞會客廳》節目做客的河南公安廳廳長說，他們省有些地方有段時間治安惡化，警察都不敢穿製服上街。
我相信，廳長的話，說的隻是河南省個別地方，而且已經是過去時了，但即便如此，還是讓我嚇了一跳。
警察是幹什麼的呢？三歲孩子都知道，抓壞人、維持治安的。一個地方治安壞到警察都不敢穿製服上街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那個地方政府近乎失控，已經由別的什麼勢力來控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