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節堂之上又是一番激烈的爭議，不過還好，一切大致已經決定。
監軍使張居翰雙眼作凝思狀，越過節堂，直透天際。
“二十七……”又是一隻麻雀掠過院外的樹梢，然後飛出了視線之外。張居翰回了回神，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掃視一遍堂上諸將，繼續饒有興味的盯著院外那顆老槐樹。
一上午的軍議結束，結束前劉仁恭按慣例轉過頭來問：“監軍，你看如何？”
張居翰頜首：“好。”於是軍議完畢，他也起身，跨上劉仁恭送給他的一匹河曲馬，緩緩返回監軍府。這匹河曲馬來自隴右，渾身栗色，極為神駿，對這匹馬張居翰還是非常喜愛的，對於送馬的劉仁恭，他也很是感激。
這個時代，中官已然失去了當年的威嚴，能夠和劉仁恭相處融洽，不被趕走或是幹脆殺掉，已經是自己這幾年孜孜努力之後的最好結果了，殊為不易。
中官監軍藩鎮是天寶年間真正形成的朝廷常製，朝廷在各處藩鎮設監軍使院，派駐內廷中官。監軍是天子家奴，又身為刑餘之人，對皇室的依附性遠遠超過別人，相對而言，皇帝用起來比較放心。作為天子外派的重臣，監軍不僅有限製地方權力的職責，還擔負著調和藩鎮內部的任務，同時，監軍還是“溝通中外”的重要渠道，起著上情下達的作用。
大唐是一個監軍味道濃鬱的朝代，監軍們手中秉持的權力極重，一度達到了可決藩帥生死的程度，比如邊令誠之於高仙芝和封常青；也可定節度使藩帥高位的歸屬，如貞元年間監軍使朱希顏、俱文珍先後舉薦李萬榮、劉逸準為宣武軍節帥舊事；最盛之時，監軍們甚至有匡扶社稷的定鼎之功，比如程元振之於肅宗、魚朝恩之於代宗。
但張居翰沒有趕上那個對監軍使們來說最黃金的時代，他很遺憾的生在了這個唐末亂世，他出任監軍的時候，正是大唐各地監軍使們江河日下的時期。
張居翰生於大中十年，那是大唐顯露出最後一段“中興氣象”的時代，在宣宗皇帝的統治下，大唐重新煥發了青春，皇帝整治了延續數十年的牛李黨爭，收複了河湟地區，平定了吐蕃的兵亂，就連一貫桀驁不馴的河北三鎮都服服帖帖，不敢稍有異動。
掖庭令張從玫收養了他，後以恩蔭入宮服侍皇帝。到了僖宗朝，張居翰以辦事認真、一絲不苟贏得了大宦官、神策軍中尉、左監門衛大將軍田令孜的賞識，官至樞密承旨、內府令，天子賜服緋，恩寵有加。到了中和年間，他被派駐幽州，出任盧龍軍監軍使，成為一方大員。
可這個時候的藩鎮已經不比宣宗朝的藩鎮了，曆經懿宗、僖宗兩位荒唐天子，又經逢黃巢亂兵，朝廷的威嚴早已丟失殆盡，各地藩鎮對朝廷的敕令早已不屑一顧，於是，想做一番事業的張居翰處境艱難。
張居翰在盧龍軍任監軍使十多年間，先後經曆了李可舉、李全忠、李匡威、李匡籌、劉仁恭等五位節度使當政，遭遇李全忠叛亂、李匡籌叛亂、劉仁恭叛亂三次盧龍高層的兵變更迭，早已學會了明哲保身的縮頭鳥處世方法，如其他各鎮監軍們一樣，戰戰兢兢的生活在各大藩帥的陰影之下，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
尤其到了劉仁恭為帥的這幾年，事這位大頭軍出身的大帥更加謹慎恭敬，張居翰終於算是得到了這位節帥的認可，不用再為小命發愁。當天子日益窘迫的時候，他甚至得到了劉仁恭“強行留任”的庇護，得以遠離長安那個權力鬥爭的漩渦。
當然，能夠得到劉仁恭的認可，全賴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候甚至兩眼全閉的處政方式，他謹守兩個凡是，即凡是劉仁恭不讓他知道的，他裝作不知道，凡是劉仁恭想讓他知道的，他一定說“好”。比如去年南征魏博之際，大帥劉仁恭暫時性的遺忘了他，他也同時遺忘了自己的監軍使命，沒有向朝廷發出一個字的文告，又比如這次抵禦宣武軍的進犯，今天在麵對大帥“向朝廷發文，申求大義”的要求時，他滿口應“好”。
張居翰回到監軍使院，用罷餐飯，來到書房，略略思忖之後，提筆開始寫奏折。
張居翰知道這封奏折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奏折發到長安後，就算天子想管，朝廷也完全不可能有那個實力去過問，更何況天子境況窘迫，朝政幾乎停頓，樞密使宋道弼等中官和宰相崔胤為首的朝官正在激烈爭權，可以預計的是，這封奏疏上去之後必將塵封而無人過問。
但在張居翰心裏，這份奏疏是寫給劉仁恭看的，是以他的用語和詞句都要符合劉大帥的想法，既要怒斥宣武軍無故北犯、趁人之危的不義，又要宣揚盧龍軍不懼入寇、堅決抵抗的決心，著實花了一番心血。寫罷之後，張居翰又仔細看了一遍，提筆圈改了幾處不妥的文句，重新謄抄，蓋上監軍使大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