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起兵之後的這幾十年中，尤其是九世紀之末、十世紀之初的這十年裏，整個大唐天下都沒有幾天寧靜日子。朝廷敕令不出京畿，地方藩鎮動輒刀兵，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到了後天又聯合起來打別人，可謂風雨飄搖、亂象叢生。
這是一個武將地位發展到頂峰的時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什麼天皇貴胄，什麼鴻儒名臣，什麼士家大族，統統被武將們打翻在地，毫不留情的踩於腳下。
在這樣一個時代，任何以某某屬性分析社會現狀得出所謂“天下割據之曆史必然性”之類的話題，都是虛假的，完全經不起推敲的。
所謂朝廷弱勢導致地方崛起，天子無法控製藩鎮，這是以果代因，用結果來解釋內因，換句話說就是將藩鎮強勢導致天子羸弱這句話顛倒過來，用以闡述這種局麵形成的原因，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非要這麼解釋，很輕易就能找出兩個例子將之駁斥得體無完膚。遠一點的例子有安史之亂，近一些則有黃王之變，這兩次被評為“摧毀朝廷統治根基”的動亂，實際上對於中央威權而言遠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嚴重，甚至可以說對於中央實權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凝聚作用。
通過平滅這兩次動亂，肅宗朝廷和僖宗朝廷比其前代反而擁有了戰鬥力更強，且更能如臂使指的軍隊，朝廷直接掌握的軍隊對於地方的威懾力要強出許多。事實也證明，這兩次平滅動亂的最初幾年裏，朝堂的聲勢大漲，各地藩鎮對中央律令無不敬畏遵循。
後世有人試圖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分析這一時期，繼而提出地主莊園經濟導致了地方割據，但由此推導出來的結果卻與現實不同。地主莊園盛行的恰恰是相對而言對朝廷最為順服的江南地區，同時也是朝廷錢糧的主要來源地，而割據勢力最強的中原、河北、河東、隴右等地，豪強士紳們反而被摧殘得奄奄一息，甚至幾近絕跡。
如果想要理清一點頭緒，搞清楚一點脈絡，或許可以不用以那麼複雜的眼光來看待。最簡單也許最直接，也最指核心的一種解釋就是——職業士兵的崛起。
大唐軍製的演變經曆過三個時期，唐初之時為府兵。府兵即都督府、軍府之兵，平時務農、戰時為兵，戶籍由軍府掌握，出征時歸於朝廷任命的折衝將軍之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可以很好的避免將領擁兵自重的隱患。但這種兵製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屯兵的形製，當土地兼並嚴重、人口流動盲目之時，依附於土地的府兵便失去了根基，成為了隻在籍本冊頁上的虛擬名號。
這種狀況到了開元之後爆顯出來，玄宗皇帝不得不取消了府兵製，而改以募兵製。軍隊由鎮戍各地的將軍們征募，由將軍們選拔和裁汰。為了減少錢糧轉運的巨大消耗，朝廷逐漸以駐地自籌代替中樞調撥，於是軍政統管的節度使真正意義上形成了。這是第二個時期，而這一軍製的轉變也立刻顯現了其威力，開元、天寶之際，唐軍對外作戰勝多敗少，威服四夷，震懾天下。
當然，這種做法也導致了節度們尾大不掉之勢，由此而朝廷軍權衰落，禁軍無法與鎮軍相抗。
大唐朝廷是沒有服役年限這一說法的，許多士兵在戰鬥過程中逐漸顯露出才華，經過曆次戰事的洗滌而成長，這樣的士兵戰鬥經驗異常豐富、軍事嗅覺異常敏銳，平時可帶兵，戰時可衝陣，任何一個將軍都不可能放任這樣的士兵退出軍隊，於是很多士兵服役越來越長，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直到老。他們以廝殺為職業，以作戰為己任，除了戰鬥之外一無所長，不務農、不經商、不為工、不科考，全家老小全靠軍餉、繳獲和賞賜為生。這就是第三個時期，職業士兵的誕生。
許多老兵立功後升遷為軍官，然後將自己的一身本事教給子弟後輩，後輩們繼續從軍，再立新功，再傳給下一輩。於是職業士兵階層發展壯大，發展到後期便出現了職業軍將世家，世代從軍，以征戰為業。他們不關心誰是將主，不關心誰是節帥，隻關心自家利益，換句話說，誰能給自家帶來好處，他們便擁護誰為將主。一旦將主或節帥做了出格的事情，那麼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將頂頭上司拋開，重新擁立新的節帥。他們無意於響應朝廷大義恢複朝廷權威，更不關心節帥是否壯大能夠號令天下，他們可以為節帥對抗朝廷，也可以為朝廷攻打節帥，一切隻看是否能為自家帶來好處。
這就是藩鎮割據百年，大唐卻仍舊好生生的享有一統的原因。所以說這是一個職業士兵最輝煌的時代，職業士兵中的代表人物武將們地位最崇高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