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字營破軍都都頭劉山喜應卯！”
“山字營破軍都左隊隊正劉山青應卯！”
“山字營破軍都右隊隊正劉山周應卯！”
“本將乃新任義兒軍都指揮使、雲麾將軍司全爽，今日起，暫由統攝義兒軍諸營……原都指揮使劉守光因罪入中軍大營待勘，原都虞候畢全福因圖謀反叛已被誅戮……回去後清點軍員，說與眾軍士知曉，明日隨本將平叛……”
司全爽交代完畢後，破軍都軍官躬身領命而出，下一都軍官應聲而入。
“山字營狼行都都頭劉山允應卯！”
“山字營狼行都左隊隊正劉山好應卯！”
“山字營狼行都中隊隊正劉山高應卯！”
“山字營狼行都右隊隊正劉山嶺應卯！”
……
義兒軍不同於衙內軍或是各州鎮軍，他從組建之初便帶由濃厚的個人色彩，在這個藩鎮如林的時代中，具有很典型的軍頭私人武力性質。
在原有的大唐軍製裏，夥上設隊、隊上設旅、旅上設團，其中一旅百人，兩旅成團，數個乃至十數個團聚合為府（地方）或衛（中央），成獨立作戰的軍事單位。
到了藩鎮割據之後，隨著府兵瓦解、募兵興盛，再到職業軍士的發展，原有的征兵體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有正規編製的朝廷軍隊之外，產生了更多的軍頭武裝。朝廷正規編製是指朝廷中樞認可，並在兵籍冊上列明的武力，包括中央十二衛、各鎮節度府府兵（與府兵製中的府是兩個概念）以及各州鎮軍。其征兵的方式是按冊點兵，即俗語常說的一個蘿卜一個坑，有多少羅卜便有多少坑。
但隨著局勢的變化，大量以戰鬥為謀生手段的士兵逐漸成為了各地征兵的主要來源，他們往往攜家帶口、同鄉同裏、同族同村，甚至還有很多依靠並肩作戰而結成的軍士團夥，應募之時結伴而至，潰散之時呼嘯而去，少則三五人，多則數十、上百人。在他們的一生中，最信任和最依靠的都是團夥中的同伴，入軍之時更不願意被拆分打散。
這些以戰鬥為謀生手段的士兵以各種關係連合在一起，或為血緣、或為同宗、或為鄉黨、或為結義，不僅武藝嫻熟、經驗豐富，而且團夥之間凝聚力極強，戰力非常彪悍。縱觀曆史，自三代以後，一個國家內部地方割據上百年之久而不分裂，既無朝代更迭，又無外敵淩辱，當屬奇跡中的奇跡，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話，或許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時代大量勇悍的職業軍士的存在，他們相互製衡，定住了朝廷大局不變，他們戰力極高，保住了中原不受外族欺虐。
無論北方草原上的契丹、庫莫奚、吐穀渾，還是西部回鶻、吐蕃，南方南詔，都對已經事實上七零八落的中原地區不敢輕易窺伺，如果單論戰力，這個時代的軍隊除了裝備和糧餉外，其實就軍士戰力而言並不亞於盛唐，甚至還要高出許多。
因此，募兵的軍頭們便不能按照編製來進行安置，隻能授予帶頭之人一個番號，以一個一個具備一定獨立意誌的團夥為軍隊的作戰單位，而介於旅和團兩種正規編製之間的“都”隨之產生。
三代之時，各諸侯國將一國都城名之為國，一城即一國，後來一國控製的城市多了，便將有宗廟或先君神主的主城稱為都，沒有宗廟或先君神主的城稱為邑，所謂“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早期“都”這個稱謂是不能亂用的。
隨著城鎮的增多和擴展，規模較大的城鎮也逐漸稱都，而後“都”這個字眼也開始引申出其他意思，即“聚合”，如《水經注》中有“水澤所聚謂之都”，然後又由此引申出“統率”之意，如《後漢書》所言“都部者，都統其眾也”。最常見的“都督”之職，即“統率監督”之義。
因此，“都”其實是一個沒有具體定額的編製，小都百人，大都數百人乃至上千人。這一編製出現於這個時代，根源於職業軍士的征募體製，屬於這個時代所獨有的特色。其後，由地方藩鎮中興起的這一編製逐漸擴散至全國乃至朝廷，就連中央禁軍也開始采用。
在很多藩鎮中，以“都”代替“旅”和“團”，其上設營或廂，“都”成為了軍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上承大軍頭，接受軍頭指揮，下接具體軍士，直接掌控普通兵卒。
朝廷正式采用都一級編製則要晚許多，是在黃巢兵亂之期，當時禁軍十二衛敗壞，一觸即潰，大宦官田令孜保著僖宗天子出逃西川，於西川重募禁軍，投軍的主力就是職業軍士。這些職業軍士或多或少，聞訊而來，紛紛投效朝廷，田令孜無法將其拆分打散，隻好編為五十四都，又以其中十位軍力最強的軍頭為主，成立十軍，分隸左右神策，朝廷十二衛便廢止，以十軍取而代之，田令孜的官職也由“觀十二衛軍容使”變成“觀十軍軍容使”。自此之後，朝廷禁軍也在實質上完成了“藩鎮性質”的轉變，職業軍士們依附在大大小小的軍頭周圍，軍頭們則依附在宦官左右，宦官們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則聽任宦官們的指揮，成為北衙立腳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