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二年，李自成在榆中殺參將王國與當地縣令，繼而發動兵變。然後始投不沾泥，繼投高迎祥，為其部下闖將。這後麵發生的事，都是在崇禎三年高迎祥與王嘉胤和王自用彙合入晉之後。
與之後戰敗即降、降而複反的轟轟烈烈、跌宕起伏相比，崇禎三年入晉之前的高迎祥，顯然還隻是盤踞在延慶府黃龍山的一股山匪而已。
或許是當時的高迎祥為害地方的程度不深，或許是當地官府本就沒有“看得起”他們，又或許“養寇自重”借以要挾朝廷的“理念”深入官場，進而成為壯大地方勢力的不二法門，總之除了寥寥數字的記載，史籍並無其他更多的贅述。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期間大明朝廷並沒有沒有采取措施對此種狀況加以改善，或采取的措施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因為遼東的局勢更加緊迫，另一方麵，就是即便大明朝廷投入巨額人力物力，也多半會變成地方官吏私有之物。
在中國曆史上，不管是哪朝哪代，總是不缺乏揭竿而起的草莽人物。但是，不要說成就一番“事業”，即便能夠折騰出一番景象來的，也是屈指可數。
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應該就是有無“適宜”的土壤——災荒或水患造成的大批大批的、無可就食的流民。
其實自從商鞅變法以來，中國古代的戶籍製度還是非常完善的，“李自成家庭屬於太安裏二甲”，史籍上的這條記載，就充分說明了當時戶籍的“管理水平”。
但是，如此的“管理水平”也隻是在和平年代才會有的，一俟戰亂來臨，幾乎所有的“管理”方法就全都宣告無效。
張獻忠始入蜀地時，那裏原有人口三百一十萬，可之後當他退出時，蜀地人口劇減為九萬（另一說八萬）。不錯，大家沒有看錯，就是從百位數變為個位數。
相信張獻忠不是善男信女，相信他就是嗜殺成性之人，可要說異常屠殺致使三百萬人魂飛湮滅，那也未免言過其實。
其實，三百一十萬和九萬的數據都是真的，隻不過那都是“官方”統計的數字，為數眾多的逃亡人口是無法記錄在冊的。
張獻忠是不可能在蜀地各地同時開始殺戮的。一鄉屠盡，左近十鄉必已望風而逃；一縣屠盡，周圍十縣肯定沒有引頸就戮的道理。不用他們反抗，隻要選擇逃跑、選擇深山老林避禍總是可以的吧。
這有些扯遠了。
崇禎三年各路匪患開始串聯，就說明那時流民的數量已經不可遏製地增加，流竄區域也已經不可遏製地蔓延。
長城不是一天之內鑄就的，流民也不是短時間內“培養”出來的。
因此，要將“流民”這種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關鍵點還要往前回朔一年或者兩年。
從現在到崇禎二年，滿打滿算也隻有兩年時間。
要是其他事情，兩年時間也算是可以了。可杜絕流民四出就食現象的產生，可是要用充足的糧食來做堅強後盾的。而糧食的生產和儲備輸運，可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
這才是大明王朝的當務之急，這才是皇帝陛下要用全副精力鄭重對待的首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