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創立了衛所軍製後，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自豪地吹噓道：“朕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米。”
毫無疑問，衛所製在明初確實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為帝國財政節約了大量的開支，而且還獲得穩定的兵源，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漸顯現了。
明初時期，由於戰爭的需要，軍人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再加上衛所的軍卒都能分到土地，生活都普遍能夠維持，甚至還挺寬裕的。然而隨著天下承平，馬放南山，軍人的社會地位便逐漸下降了，再加上軍隊中有大量被發配充軍的罪犯，從而進一步拉低了軍人的社會地位和形象。
當然，軍人社會地位的下降倒是其次，衛所製的致命的缺陷就是軍職世襲。
眾所周知，大明朝的軍隊，但凡指揮使及以下的軍職都是世襲，父死子繼，兄終弟及。這種方法雖然能讓軍隊獲得長期穩定的兵源，但是不要忘了，好兵的兒子不一定就是好兵。正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若隻是普通軍卒還好點，一旦軍官層都是廢物，那麼這支軍隊的戰鬥力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指揮使的兒子一出生就注定是指揮使，千戶的兒子注定就是千戶，這對底層的官兵來講顯然是極不公平的，他們上升的空間等於被堵死了，在沒有軍功可立的和平年代，隻能一輩子做個碌碌無為的種地兵，甚至他們的子子孫孫都得繼續當種地兵，沒有出頭的希望。
絕對的權力必然滋生絕對的腐敗，軍官世代相傳，自然會變得越來越腐敗，上層軍官們肆意侵占底層軍戶的田地，然後把他們當成佃戶一樣奴役使喚，使勁往死裏壓榨。
要知道明朝戶籍製度是十分嚴格的，軍戶世世代代都隻能是軍戶，不準參加科舉、不準從商、不準從事其他職業，於是乎，底層的軍戶們日子越過越艱難，最後不堪上層軍官的壓榨，他們隻能選擇舉家出逃當流民。
早在正德年間，當時的兵部尚書王瓊便統計過，全國的衛所缺員已經過半，而根據史料記載，嘉靖年間有些地方衛所的缺員竟高達七成，到了萬曆年間，甚至有衛所軍缺員八成，衛所軍製此時已名存實亡。
這也難怪史上的抗倭名將俞大猷和戚繼光麾下都是私募來的兵，實在是衛所軍缺員太厲害了，而且戰鬥力極其低下，根本打不過凶殘的倭寇，所以俞戚兩人隻能自己募兵操練，終於訓練出讓倭寇聞風喪膽的“俞家軍”和“戚家軍”。
這次揚州衛的火器盜賣案其實並不複雜，徐晉隻是把幾個哭喊得最大聲的普通軍卒提到案前一問，便基本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了。
原來，揚州衛的底層軍戶們長期受到以指揮使顧康明為首的高層軍官壓榨，有軍戶名下的田地甚至全部被侵占了，隻能靠租種軍官的田地為生。
俞大猷由於是新調來的，他手下的弟兄被壓榨得最厲害，不少人所種的糧食在交完官糧和田租後，連全家人吃飯都成問題了。於是乎俞大猷手下的蘇青和馮老六便想了個餿主意，把衛所軍械庫內廢棄的火器偷出來變賣換錢，以解燃眉之急。
徐晉在弄清楚前因後果之後，立即便承諾嚴懲指揮使顧康明為首的軍官，並且將重新丈量揚州衛所屬的屯田，然後重新劃分給軍戶們耕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