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子怡今年三十六，講得一口地道的京腔。
原本是納德軒樂古道店副經理，安德烈被委任為德銀投資總裁後，詹子怡能被調派來京城擔任京師分公司經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詹子怡祖籍京師。
他的父親是京城人士，後外派香江招商輪船公司上班。詹子怡十六歲時，隨家人遷至香江。可是，前幾年他父親退休，又選擇回京師養老，因而，他來京師任職，算不上外派。
“老詹，一起去吃點宵夜？”盧燦指指廚房方向，笑著邀請。
“好啊。”詹子怡也不推辭，笑道，“東區廚房還有二兩裝紅星，盧少要不要來一瓶？”
東區廚房，負責的是公司日常餐飲，在四合院外的東路，有點遠，盧燦搖搖頭，“算了，明天再喝吧。對了，你怎麼掃聽到我來的消息？”
“我在辦公室整理材料，徐奉那邊要用，剛忙完正準備回家，聽人說你過來了，這不就來看看嘛。”詹子怡攤了攤手，笑道。
“辛苦了，可沒加班費給你喲。”盧燦調侃一句，兩人笑笑過後，他又問道，“是三總附屬產業重組？有眉目了？”
“徐奉那小子消息靈通，他說，‘利改稅’文件差不多成型，國家決定對企業實行放權讓利，兩權分離、政企分開，三總需要職業化運作，所有附屬產業剝離，劃歸到計劃委名下，實施股份製企業化運作，最遲在今年年底，能完成編製規劃改革。”
這段話充滿了時代特色。
“利改稅”是中國當代經濟變革過程中的一個裏程碑，它徹底改變過去國營企業向國家上繳大部分利潤的做法，而是將其改為“征收所得稅”。
換一種說法可能更好理解它的意義：在五六七十年代，國營企業其實更像一種“鐵飯碗”性質的特殊國家機構，由於“利改稅”的出現，讓這些機構變成自負盈虧、上繳稅收的“國營公司”。
有關“利改稅”的推進過程，並非突然性的。
1979年改開，當時就有經濟學家提議，進行可控性的稅製改革。1981年，國家在多個地區進行試點；1982年12月，國家在《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專門提出“三年稅改”的目標。
1983年，第一批“利改稅”目標確定，那就是三總附屬產業的重組與改製。
什麼是“三總”？就是指“總裝、總後、總……”
在過去，有著眾多的國營企業掛靠在三總名下，現在，這些附屬企業都必須被剝離和重組。
因為外彙的高度短缺，這些擬組建或正在組建的未來巨無霸，都悄無聲息地撕開一個口子，那就是吸引一定份額的境外投資，促進外彙的流入，以便於引進各種境外設備和科技。
這就給盧家資本帶來絕好的機會。
以上這些都是徐奉打探到的消息，你讓盧燦怎能不重視徐奉的存在價值？
飯堂內廳，桌子上放著兩碟鹵肉拚盤，一疊八寶菜，還有一疊糖蒜。
孫瑞欣的筷子上挑著麵條，一根根被吸入粉紅的嘴唇中，她的注意力明顯不在食物上，而在很認真地聽著盧燦與詹子怡的對話。
國內的變化，對於很多人而言，都是一個盲點，孫瑞欣也是如此，但是，偏偏國內又是她最為看重的，由不得她不去認真傾聽。
其實，盧燦對於八十年代改開發展過程中的細節，同樣也不熟悉，他最多隻是知道大趨勢，因而，在委派京師分公司經理一職時，就考慮過“彙報京師動態”這方麵的需求。
詹子怡的父親，退休時級別不高，不過，人麵關係不錯——很多京師朋友希望他父親幫忙辦理“單程證”——這又是一個時代名詞，即申請前往港澳定居的通行證。
有了這一層關係網在，詹子怡不愁打聽不到消息，因此，他才能得以脫穎而出。
兩年多來，他做得還不錯，為盧燦的北上政策摸脈，提供相當多的參考與建議。
“老詹，我準備籌組成立德銀投資京城辦事處，想聽聽你的意見？有冇風險？”盧燦吃完麵條，隨手扯過一張紙擦擦嘴。
詹子怡也停下筷子，“您是想成立辦事處，管理國內投資？”
見盧燦點頭，他接著說道，“這就涉及到金融投資……這方麵的難度不小。要不……我建議您成立一個代辦處吧，代辦處肯定沒問題。”
辦事處與代辦處有區別嗎？
盧燦沒太聽懂，詹子怡的解釋，讓他明白，二者的區別大著呢。
辦事處，是一個區域的事務處理中心，雖然不是經營性的機構團體，但它也是獨立的金融個體。這不符合國內金融管控政策。
真實的曆史上，國內金融方麵管控，一直到1993年《公司法》成立，才有所鬆動。
代辦處就不同了，它屬於“委托辦理”，也就是其它公司在幫助“某個金融機構”代理相關業務，不存在金融個體，自然也就規避了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