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馬來西亞華人圈中，最有影響力的機構並非華商會，而是“董教總”。
這是一個組合詞，由“董總”和“教總”合並而來。
“董總”的全稱是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54年成立；“教總”全稱是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51年成立。
兩者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方麵經常保持一致行動，因此被稱之為“董教總”。
前者的成員構成多為熱衷於華文教育事業的華商或當地企業家；後者多是從事於華文教育中的傑出工作者以及社會上的華裔文化名流。
過去的幾十年中，華人幾乎無法在馬來西亞政治架構中出人頭地，於是大量資本及不少名人名流，湧向“董教總”，致使這一機構在華人群體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柯家是董教總的幕後支持方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大的支持方。
之所以提到“董教總”，是因為盧燦依稀記得，曆史上的“茅草行動”，針對的就是這家機構。
盧燦能有記憶，是因為小李總參加博鼇論壇，發表《東盟一體化經濟推進與區域發展》的演講時，曾提到過這起事件。當然，他的主題是民族共存與融合，捎帶講到這部分。
上輩子他去參加博鼇的海天盛筵，順便聽了小李總的現場演講，對所謂茅草行動挺感興趣，網上翻了翻，故而還能有點印象。
有關“茅草行動”的具體細節已經很難想起來，好像是因為華文教育問題。
不過，盧燦還記得，柯家在這一行動中遭受巨大衝擊——柯家的《星洲日報》和《星報》被關停。柯嘉遜在這次行動中被捕，出獄後選擇從政，重整馬華公會，一舉將其推至馬來第二大黨的地位。
既然已經想起這件事，那麼問題來了——對於明年會發生的“茅草行動”，自己該怎麼應對？
充耳不聞？佯裝未見？肯定不合適！
那麼……自己有沒有可能改變這一曆史軌跡？
盧燦考慮良久，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這不是自負，如果換成印尼，他不敢說這話，但馬來西亞不同。
首先，馬來西亞的華人影響力要大於印尼。
馬來的華人數量所占比例要遠遠超過印尼，達到20%，掌握約45%的財富，有著人口和財富做基礎，也使得馬來華人在各行各業的影響力均要比印尼的華人影響力更大。
其次，新加坡的因素。
雖然新加坡一直猥瑣發育，大李總也一直在淡化華人與其他各族之間的種族區別，盡力西化新加坡，但是，新加坡華人占主流這一特點，永遠改變不了。新加坡華人與馬來華人來往密切，譬如盧燦眼下所在的新山市與柔佛海峽對麵新加坡的關係，有點類似於深城和香江的關係。
馬來一旦發生針對華人的特別行動，無論如何，無論願意不願意，新加坡都要表態。
這就使得馬來巫統那幫人不敢過於放肆。
曆史上，茅草行動以後，新加坡華人團體掀起巨大的支持聲浪，大李總也出麵談話，促使事件在抓走119人、封禁三家報紙媒體之後，沒有繼續惡化下去。
對比印尼，或者對比1969年的馬來513事件，這一結果已經很不錯，至少沒有人枉死在劫波之中。
如果再加上盧係資本的影響力呢？
其三，茅草行動的根結，還在於巫統的內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