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從來不是為香港市民服務的，而是為英國資本服務的。在八十年代之前，英資基本控製整個香港的所有命脈。
特別是像怡和、彙豐這樣的財團，幾乎把觸角伸到了香港的每一個角落。它們想要把大規模的資本轉移出去，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沉積資本最多的股市和地產，都是需要信心支撐的市場。如果香港一直處於動蕩混亂的局麵中，那麼香港的房價和股價的估值都會嚴重縮水，勢必給英國資本的撤出造成重大損失。
所以整個八十年代的後半期，香港出現一種非常奇怪的局麵。在資本和精英人才都不斷大規模外流的情況下，香港的樓市和股市，卻依舊同時進入了一輪爆發式的增長期。
這固然和香港經濟自身的高速增長分不開，但也未必不是因為港府與英資財團在幕後聯手引導。而那些膽敢阻礙英資撤離的人，都被毫不留情的掃入了垃圾堆。
比如在四所合並後，成功出任了香港聯交所首任主席的李福照。他的屁股下麵固然不幹淨，但廉政公署處理他的過程，同樣讓人詬病！
所以港府在接下來的執政方針中，維護社會穩定必然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這就讓李軒和尤德有了合作的基礎，如果東方集團能看好香港未來的發展，在香港下重注投資，自然可以大大的安撫香港社會的恐慌情緒。
而對李軒來說，英資的加速撤離正好給了他進一步加深對香港控製力的機會，他非常願意來當這個接盤俠！
在尤德總督提到了天水圍電子產業園之後，兩人接下來的交流基本就都圍繞這一話題展開。李軒自然希望港府能在地價、基礎設施建設等各方麵，對產業園給予最大的扶持力度。
這回則輪到尤德開始打太極了，他希望能成立一個專門的策略委員會來進行可行性研究，然後再由港府根據這個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做出最後決斷。
李軒對這個答複自然不能完全滿意，因為這種所謂的可行性研究，時間可長可短。如果拖個一兩年，就會完全打亂東方集團對香港的產業布局。所以由誰來出任這個策略委員會的主席就非常重要。
李軒自己肯定不會跳出來攬下這個工作，因為東方集團是利益攸關方之一，需要進行避嫌。所以他幹脆提議，由行政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鍾思遠爵士來負責這項工作。
作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思遠算得上是港府中影響力最大的華人。但在之前的中英談判中，鍾思遠並沒有緊跟英國人的步伐，他的所有言論都是力爭在位香港人的利益代言，而不是成為港府的代言人。
這讓他在英國人心中的失分非常大，港府有意推選另一位緊抱英國人大腿的女人，鄧連茹來取而代之。據傳鄧連茹會出任改選後立法局的首席議員，在立法局實權大大增加的背景下，她在兩局中的地位很快就能與鍾思遠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