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離開的幾天裏,我和我的丈夫又見了一次麵,我們就兒子的撫養權問題進行了協商,他願意讓兒子跟我,但前提條件是,我不能再選擇第二次婚姻,因為他擔心他的兒子會因此而受到虐待。我斷然拒絕了這個毫無道理可言的苛刻要求,我可以為了孩子不去選擇再婚,但這一定是我自願的,而不是在他的強迫下,他無法給我完滿的婚姻,還不允許別人給,這根本就是強盜行為。
除了孩子的問題,我們就財產分配的問題也糾纏不清。外貿公司和餐館,在此之前算是我們共同所有,他要求我放棄公司的共同所有權,並要求從餐館利潤裏取得一定比例的收益。他的理由很霸道:公司和餐館在過去的幾年裏,實質都是他在經營,雖然我是投資人之一,但卻沒有過多地參與經營,因此他獲取更多的資產分額,是理所應當的。
在咖啡館裏我們就這個問題爭得麵紅耳赤,最後我忽然感到心灰意冷。我想到十年前我們就是在這間咖啡館裏手牽著手,一同透過寬大的落地窗,凝望天邊最後一縷夕陽,共同聽李泰祥的新唱片,共同企盼未來美好的日子,那時我們何曾想過,十年後又是在這家咖啡館,景物依舊,卻物是人非,十年的時間,我曆盡艱辛獲得了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可是我卻變得一無所有。我想起良吉和景傑,這對年輕的同性戀人,不知道他們的愛情又會有多長久。
過了起碼半個月,正當我以為他們不會再回來時,他們還是回來了。
良吉消瘦了許多,頭發理得很短,但笑容依舊,他背著一個藏藍色的耐克旅行包,右臂緊緊挽著景傑,靦腆地對我笑著,和我初見他們時一樣。
“大姐,我們回來了。”
不用太多客氣的用語,我像以前那樣歡迎他們:
“是,你們回來了,我等了你們好久,還以為你們不打算回來了呢。”
“怎麼會,我答應過你的,就一定回來。”
我看看他身旁的景傑,與良吉相反,景傑的頭發反而長長了,蓋過了耳朵,他耷拉著腦袋,像第一次那樣依偎在良吉的胸前。他的氣色似乎不好,臉色蒼白,嘴唇也不像從前那樣有光澤,身體微微打著冷戰。
“阿傑怎麼了?”
良吉低頭看了看他,憂心忡忡地對我說:
“回來的路上發燒了,我沒辦法帶他去醫院。。。”他停頓了一下,為難地說:“在俄亥俄州我們遇到點麻煩,身上帶的錢都沒了,阿傑又吃壞了肚子,長途巴士裏人很多,空氣又差。。。大姐,你不會怪我,遇到麻煩了才想著回來找你吧?”
“怎麼會呢?我不是說一直歡迎你們回來嗎?遇到麻煩了,你還不想到我,那我叫什麼大姐?”
“大姐。。。”
看得出他非常感激我,因為隻有我才清楚此時的他們多麼需要庇護,不論是身體上的,還是心靈上的。從良吉疲憊的麵容上,我能看出,去俄州這次,兩人一定跋涉得精疲力盡。我一直擔心的問題就是:
“找到阿傑的爸爸了嗎?”
良吉的眼神黯淡下來,摸了摸景傑的額頭,低聲說:
“沒有找到。阿傑的爸爸隻是曾經在那裏工作過,但早在幾年前就離開了俄州,我們撲了個空。”
不言而喻,結果是令人失望的。
我也不知該如何安慰他,雖然那個是景傑的父親,可是既然良吉愛景傑,那就一定也愛他的父親,他的失望不會亞於景傑。我想了想,隻好說: